原文標題與鏈接：Reformation Doctrine Fuels Reformation Ecclesiology: A Brief History

翻譯：梁曙東

對辛苦打工的人來說，酒吧差不多就是把工資扔進去白白浪費，一無所得的地方。酒吧給人的唯一回報，就是喝醉酒的人的紅眼，滿口難聞的酒氣，還有消失的健康。你帶錢進去，出來的時候口袋空空如也。你帶著人品進去，出來的時候名聲掃地……然後它把你的妻子埋葬在窯戶的那塊田裡，你的兒女進了收容所，但你從酒吧出來，說酒吧是一個好地方，但實際上它是這地上最骯髒的東西。它沒有一絲理由繼續存在，沒有一點好處值得向一個正派人推薦，一點好處也沒有。

--孫培理（Billy Sunday）

這說法幾乎是再栩栩如生不過。二十世紀初孫培理著名的「貪杯」講道，向酒類行業下了一份戰書。孫培理在全國巡迴講道，在酒吧周圍纏繞妨礙它們做生意，甚至用在臺上表演棒球跑本壘的方式，發動一場新的社會運動，以此同時傳講得救的福音。[1]他的講道和他的模式助人營造出「奮興家」的講台和受復興驅動的教會。第一次大覺醒運動講道人那踏實風格和神學精準消失了，迅速取而代之的，是孫培理和他同儕講道人通俗的口語，催淚的故事，以及烈火般的社會批判。[2]

孫培理並不是第一個人這樣做的人，在他之前有芬尼和慕迪，之後有葛培理。這些人在根本上改變了美國教會的教會論，但並不是直接刻意地改變。他們用宣講改變了教會的教會論。曾幾何時，一位立志要當傳道人的小夥子是聽清教徒90分鐘的講道，聽了扎根於聖經經文的動情佈道之後，內心受到感動要投身侍奉。現在，年輕的傳道人被接地氣的言語，奮興家大爆炸式的結果吸引。那講台上有火；有像加了催化劑一樣的歸正信主的事情，立竿見影的果效，還有全國報章的頭條新聞。將來的傳道人非要上神學院不可嗎？傳道人應該在深入解經、系統神學和講道學方面下大功夫嗎？要不要在有經驗、敬虔的牧師手下受訓？在奮興運動的高潮時期，大概是十九世紀中期，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看來就是一個斬釘截鐵的「不」字。

在這時期，教會發生了一些特別的事。在許多教會，認真規劃的整體教會藍圖最後被塞進地下室的一個盒子裡。幾乎未經正式討論，教會就適應了這種巡迴佈道風氣，最終把教會本身看作是復興巡迴佈道路線上的一座驛站。[3]教會沉醉在全國性報紙關於「靈魂得救」的新聞報導當中，開始改變對自我的認識。牧師不再是神學家，而是首席奮興家；集體聚會爲的是向失喪的人傳福音，而不是讓相信的人作主門徒；侍奉「成功」就是有大量的人舉手宣告「決志」信基督，而不是一家由教義驅動，以聖潔爲特徵的教會。[4]

特別是在浸信會教會，這種轉變未經討論就發生，同時也令人震驚。畢竟，沒有人正式頒佈命令，要求這些事情發生，但人不可能留意不到這轉變：奮興運動精神變得流行，正式的教會論遭遇輕描淡寫，浸信會教會演變成某樣新東西——至少在他們的強調點和正式做法方面有改變。隨著教會增長運動方法論的興起，這種模式達到了頂峯。

教義方面的反向革命

二十世紀末湧現出一種針對奮興主義的教義方面的反向革命。出現這種反對運動的原因有很多：美國的世俗化，讓軟性推銷基督教信仰變得更難；教會成員名單浮腫膨脹，讓實際看顧群羊的牧師日子變得不好過；在性解放運動的餘波中，許多婚姻、家庭和個人生活解體，這爲拆毀文化基督教助了一臂之力。除此之外，浸信會神學院和大學持續遭遇「講求中道」的神學滲透，這意味著許多牧師接受訓練，開始不信靠聖經，不傳講神全備的旨意，不帶領會眾瞭解歷史性的福音派教義。[5]浸信會運動對奇怪的觀念、新的方法和一本有錯謬的聖經產生了興趣。「不要教條只要聖經」的陣營似乎贏得了勝利，許多福音派（不止浸信會，但包括浸信會）的學校把這種脫鉤當成是引以爲豪的特點，令人諷刺的是，把這當作純正的標誌。[6]

巴刻、鐘馬田，以及一度曾被人遺忘的清教徒進入人們的視線。[7]在許多浸信會、長老會和其他人士糾結於分辨自己身份的時候，巴刻和鐘馬田每年在鐘馬田的侍奉現場--威斯敏斯特會堂舉辦清教徒特會，讓人重新看到這些十六和十七世紀牧師-神學家的智慧和充滿活力的敬虔。在美國，像博愛思（James Boice）和湯姆·內特斯（Tom Nettles）這樣的人，開始呼籲長老會和浸信會牧師重回他們的神學根基。人們發現宗教改革並沒有消亡。[8]

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這種回歸宗教改革救恩論的發展爲人熟悉，並有越來越詳細的記載。但回歸前臺的，並不只是宗教改革的救恩論，宗教改革的教會論也隨之而來。

重新發現教會論

在救恩論方面開始認真看待聖經的教會，也幾乎是不得不嚴肅看待有關教會的教義。這兩個教義是不能分開的；通過讓人與基督聯合，拯救個人的聖靈，是把個人帶來，與用血買來的神百姓聯合的同一位聖靈。神救我們，不是讓我們變得孤立；神救我們，讓我們進入一個家庭，這個家庭彙集了得救脫離世界、被帶進保護我們的父神的家的客旅和寄居的人（彼前2:11）。

當牧師意識到聖經有力地宣講神在救贖這件事上的主權，他們也意識到聖經表明自己就是神百姓的糧。這激發人重新認識教牧職分。牧師並不是首席奮興家。雖然牧師必須在講道時刻意對不信的人說話，毫不退縮地呼籲他們悔改，相信基督，但他現在看自己根本的責任，是給全能的神所交給他的信徒群體加添力量。他必須把「凡基督吩咐的」教導給他們，把神全備的旨意作用在他們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上（太28:16-20）。

這是何等翻天覆地的改變。[9]這種「新」的事奉模式實際上是古老的——非常古老。教義並不是給那種喜歡在教會地下室分析難讀書籍的古怪又聰明的人的。教義就是教會的命脈。教義，其實就是我們說的經過整理和綜合的聖經真理，它是會眾的糧，祝福會眾，保護會眾，預備會眾迎見造他們的神。人們發現，牧師原來並不是生活教練，CEO，治理的人，治療師，或坦蕩自己心扉的講故事的人。牧師是一位神學家，他的呼召是在醫院病房、在婚姻輔導時間、在青年小組、在午餐時段查經聚會、在面對面傳福音、在最榮耀的講台上（誠然如此）用純正的教義服侍人。[10]

講道是宗教改革敬拜的高潮，它並不是一篇短講。講道是一頓飯食。它牧養人，把人深深帶入聖經的經文和經文關乎基督方面的重大意義。[11]雖然我們常常把宗教改革的開始定在路德張貼95條論綱的時候，但實際上宗教改革始於1519年1月1日，那一天慈運理（Zwingli）登上蘇黎世大教堂的講台，開始從希臘文的馬太福音第1章開始講道。就這樣，宗教改革重新引入按順序講道——一節接一節經文對神的話語進行釋經式講道。

相當多，越來越多的一群現代牧師已被重新喚醒，認識宗教改革的神學與實踐，他們發現自己在想：我能做到這一點嗎？我敢一週接一週解釋經文，穩穩當當講完聖經一卷書嗎？我會被炒魷魚嗎？這些問題並不是傻問題。在教義軟弱、常常以人爲中心的美國福音派運動處境當中，這些是真槍實彈的問題。

在許多浸信會牧師當中，這種對宗教改革的再發現帶來了一種哥白尼式的革命。隨著宗派的神學院和大學離開「講求中道」的神學，開始再次教導純正的教義，許多未來的牧師開始探尋關於宗教改革教會論的嚴肅問題。這些牧師在解經方面深信唯獨信徒洗禮。[12]結果就是大量的人發現，改教家們的神學是他們剛剛心懷敬畏接受的，但改教家們嬰孩洗禮的作法，他們難以接受。

但即使浸信會牧師在教會論的一些方面已經與憲制改教家們分道揚鑣，他們卻發現自己在唯獨信徒受洗、以及重生之人才能成爲教會成員這些方面，與其他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改教家們有同樣的關注。在宗教改革期間，重洗派大聲疾呼，唯獨信徒組成的教會才符合新約聖經的模式。他們也倡導說，教會和國家是分開的制度，國家絕不能監督或干預地方教會（或更廣泛的宗派或教會網絡）。

雖然人常常認爲，重洗派的激進宗教改革比憲制宗教改革低一個層次，但這場改革卻對宗教改革後的教會論做出了同樣重要的貢獻，而這種教會論是我們今天必須不斷重新加以應用的。雖然重洗派是浸信會族譜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但其實早期英格蘭的浸信會人士才是現代浸信會教會最直接的同基因前輩。這些忠心的信徒持守堅定的改革宗神學，甚至把這神學牢牢刻寫在他們最早的公認信條了（1644年和1689年倫敦浸信會公認信條，1742費城公認信條）。如果現代浸信會運動已經在相當大程度上轉向改革宗神學，那麼我們就必須得出結論，它只是更朝著它的根源發展而已。[13]

結論：我們今天走在哪個方向上？

今年是2019年，正是慈運理根據馬太福音第1章講道500年之後。西方的福音派人士越來越發現自己因著我們的排他主義，我們的傳福音，以及我們的性道德倫理方面遭人非難。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我們這個時代，作一個有意義的基督徒變得越來越難。我們的子孫面對的挑戰還會更大。

如果這是實情，那麼我們到底要做什麼才好？

我認爲，我們需要宗教改革的講台，宗教改革的牧師，需要關於我們這位聖潔神的宗教改革教義。奮興主義確實做了一些實實在在的好事；它贏取靈魂歸向基督，但沒有提供一種堅強穩固的侍奉、教會或基督徒人生模式。我們需要宗教改革的講台，這講台宣告神的榮耀和它的話語，帶著聖靈大能的明證（林前2:4-5）。[14] 我們需要宗教改革的牧師，這些人看自己是神話語的神學家，在基督手下作基督羊群的牧者，愛他們所在的教會，用神的真理這美味食物供應教會。最後，我們需要宗教改革關於神的教義，重新看到我們這位聖潔的神心願得著一群聖潔的民歸向祂自己。我們不能滿足於臃腫、沒有形式、沒有重生的會眾。我們需要宗教改革的神論驅動宗教改革的救恩論，以此塑造真正的宗教改革的教會論。[15]

那曾經古舊的，現在成了新的；那曾經丟失的，現在被人重新發現；那在屬血氣的人看來是不明就裡、得罪人的，正是神百姓的命脈。宗教改革的火焰沒有熄滅，現代美國教會傳福音的熱情也沒有消亡。這道依然說話，而福音依然是神拯救的大能。

[1] 要更深入孫培理這人，請參考Roger A. Bruns, Preacher: Billy Sunday and Big-Time American Evangelism (Urbana, Ill.: Univ. of Illinois, 1992).

[2] 關於這些改變更多的論述，請見Nathan Hatch,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人無法輕易說明這些發展，但Brooks Holifield做了有益的工作，追溯這時期這些發展的變化。見E. Brooks Holifield, God’s Ambassadors: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lergy in America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4] 這種常態有一個例外：帕克大街教會（Park Street Church）的艾肯基（Harold John Ockenga）。要更深入瞭解艾肯基這特別的人物，請看Garth M. Rosell,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Harold John Ockenga, Billy Graham, and the Rebirth of Evangelicalism (Grand Rapids: Baker, 2008); 也請參考Owen Strachan, Awakening the Evangelical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Neo-evangelicalism (Grand Rapids: Zondervan Academic, 2015)。我們應當指出，對艾肯基的教會論，人需有分辨力，因爲在這方面他既推動好的，也推動糟糕的事情。

[5] 要牢牢把握現代更正教的自由派運動，就請閱讀Gregory A. Will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859–2009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2009); 也可參考Gary Dorrie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Liberal Theology: Imagining Progressive Religion, 1805–1900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1).

[6] 你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準確論證說，令人諷刺的是，「不要教條只要聖經，」這成了一條信條，比之前任何公認信條的陳述更具約束性，思想更狹隘得多。

[7] 狄馬可對改革宗再起背景的綜述，把握住了宗教改革教義復興方面這些和極多其他因素。見狄馬可，「Where』d All These Calvinists Come from?,」 9Marks, June 18, 2014, accessible at https://www.9marks.org/article/whered-all-these-calvinists-come-from請也參考Collin Hansen那本簡明，但極深入的縱覽，Young, Restless, Reformed: A Journalist’s Travels with the New Calvinists (Carol Stream, Ill.: Crossway, 2009)。我們還在等一本（或兩三本）完全學術性的論述；神學博士生，看你們的了。

[8] 關於宗教改革教義的簡短、易讀的介紹，請見邁克爾·里夫斯（Michael Reeves）的佳作，《不滅的火焰：宗教改革簡史》（上海三聯書店）；也見Jason K. Allen, ed.,Sola: How the Five Solas Are Still Reforming the Church (Chicago: Moody, 2019).讀者可能會驚奇認識到，改教家們從來沒有使用過「五個唯獨」或相似的說法。我們只需提一提，路德宗神學家Theodore Engelder和艾米爾·布倫納（Emil Brunner！）在二十世紀採用了「五個唯獨」這說法概括宗教改革的教義，這就足夠了。見Owen Strachan, 「Glory to God Alone」 in Sola, ed. Allen, 128–29n.

[9] 這種翻天覆地的改變值得進一步反思。入門著作是Thomas White and John M. Yeats, Franchising McChurch: Feeding Our Obsession with Easy Christianity (Colorado Springs: David C. Cook, 2009)，這是一本勇敢的書。也請參考畢德生對大部分現代事工的尖銳、改變範式的批判，The Pastor: A Memoir (San Francisco: HarperOne, 2011).

[10] 對這種牧養模式簡單易懂的簡介，請見Jason K. Allen, Portraits of a Pastor: The 9 Essential Roles of a Church Leader (Chicago: Moody, 2017).

[11] 要更多瞭解宗教改革的講道學，請參考M. Manetsch , 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 Pastoral Care and the Emerging Reformed Church, 1536–1609 , Oxford Studies in Historical Theology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範浩沙（Kevin J. Vanhoozer）與史朝恩（Owen Strachan），《牧師——公眾神學家》（麥種，2016年3月出版），英文版69–94頁。

[12] 浸信會釋經學有不同支流，包括倫敦公認信條類型的浸信會聖約神學，新聖約神學和漸進聖約神學。讀者應參考所有這三種聖約神學，它們對浸信會神學都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我發現由Stephen Wellum, Peter Gentry, Tom Schreiner（還有其他人）提出的漸進聖約神學模式與聖經非常吻合。見Stephen Wellum and Brent E. Parker, eds., Progressive Covenantalism: Charting a Course between Dispensational and Covenant Theologies (Nashville: B&H Academic, 2015)。這本書中史瑞納（Schreiner ）論述安息日的章節特別富有洞見。也請參考Thomas R. Schreiner, Covenant and God’s Purpose for the World, Short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 (Wheaton: Crossway, 2017)。

[13] 要更好了解初期浸信會人士，請認真閱讀Tom Nettles，Michael Haykin，以及他人的作品。開始時可閱讀，Thomas J. Nettles, By His Grace and For His Glory: A Historical, Theological, and Practical Study of the Doctrines of Grace in Baptist Life (Cape Coral, Florida: Founders Press, 2006); Anthony L. Chute, Nathan A. Finn, and Michael A. G. Haykin, The Baptist Story: From English Sect to Global Movement (Nashville: B&H Academic, 2015). 也見the 「Baptist trilogy」 by Nettles. 另外可讀Jason G. Duesing, Counted Worthy: The Life and Work of Henry Jessey (BorderStone, 2012).

[14] 我們必須苦口婆心地說，這明證不是出於能當場行神蹟奇事的能力，而是通過講道這超自然的事工，它給人帶來屬靈生命，勝過世界、肉體和魔鬼。因此，這節經文並不是一節講「神蹟奇事」的經文，沒有任何一種運動能宣稱一節經文唯獨供自己使用，這節經文而是一節關於講道的經文。神賜給使徒後教會的方法和能力，並不是建立在行神蹟上；我們看不到有新約聖經經文教導我們如何行出這種神蹟般的作爲。這而是扎根在純正的講道和神話語的事工上——請見提摩太後書1-2章。我們不能像使徒當時那樣讓死人復活，病人得醫治。但我們能在超自然領域做一些更有效的事（因爲身體得醫治的人，並不必然是在靈命方面歸正的人）：請看那靠著聖靈加力量的神話語事工是如何從地獄將靈魂挽救回來的。

[15] 最接近能提供這種呼召的書，就是巴刻研究清教徒的經典著作，A Quest for Godliness: 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Christian Life (Wheaton: Crossway, 1990).年輕的神學家應相當重視巴刻的模式和方法。在這些方面，請見Leland Ryken, J. I. Packer: An Evangelical Life (Wheaton: Crossway, 2015), 對於要向神和聖經忠心的神學家來說，這本書充滿了真知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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