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出身使他的生活就像鋪在面前的波斯地毯一樣雍容華貴。他出身富貴、隨時出入上流社會，他在社交中的禮儀和風度可以迷倒他遇到的大多數人。
威伯福斯由一位福音派姑媽撫養長大，卻在長大的過程中與基督信仰漸行漸遠。直到 26 歲，他發現世俗軌跡中的生活讓自己感到空虛和不滿足，於是他悄悄地聯繫了著名牧師約翰·牛頓（John Newton）尋求他的建議。在牛頓的影響下，威伯福斯很快就相信了英國所謂的「狂熱分子」宗教。「狂熱分子」是當時對熱衷於宣揚「新生命」之基督徒的貶稱。
威伯福斯成了英國廢奴運動的傑出領袖。有生之年，他見證了在他的祖國及其殖民地領土上奴隸制度和奴隸貿易的失敗。威伯福斯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點是：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的牧師約翰·魏恩（John Venn）——克拉珀姆（Clapham）的教區牧師基本上遭到了遺忘。然而，魏恩周復一週地呼喚威伯福斯和他活動家同行的良知，激起他們的鬥志。威伯福斯的公共事業——即改變世界的事業——受到了魏恩牧師講壇的塑造。[1]
在思考這個例子時，我想提出一個問題：我們今天的講道能否喚起當代的威伯福斯？換句話說，它能通過我們所說的威伯福斯測試嗎？在下文中，我將概述牧師如何才能達到這一標準。我認爲，每一位牧師都是一位公共神學家，蒙上帝的呼召將聖經真理應用於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祂的子民攻克地獄之門，在墮落的世界中弘揚公義和仁慈。
很多時候，當涉及到講台和公共場所見證時，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牧師是政治活動家，要麼他實際上遠離文化議題。這兩種模式都存在嚴重的問題。
牧師信念的核心是福音的真實性。這福音宣告，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爲了使我們能夠稱義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爲使我們有行義的能力而復活。這一信息是每位牧師事工的基礎，意味著每位牧師都是現實神學的管家。換句話說，每位牧師都是神學家。阿爾伯特·莫勒（R.Albert Mohler,Jr.）指出：「牧師呼召的本質是神學性的。鑑於牧師是神話語和福音的教師，所以牧師的呼召只能是神學的。」莫勒更犀利地指出：「從新約聖經的角度來看，將牧師職分當成非神學職分的想法不可想像。」[2]
這與我們今天經常聽到的關於牧師的觀念截然不同。歷史上的牧師不是教練、執行者、管理者、啦啦隊長或企業家。從根本上說，牧師是最寶貴信息的管家。牧師不僅要把這一信息傳播出去，還要把它傳給所有願意接受之人。他向所有願意聆聽的人傳講，並用聖道和福音建立教會。教會不是福音的附帶品。正如狄馬可（Mark Dever）所說：「基督徒的宣講可以使人聽見福音，而在地方教會中共同生活的基督徒卻使人看見福音（約 13:34-35）。教會就是看得見的福音。」[3] 某種程度上，我們很少意識到，教會就是福音的活生生的寫照。
這意味著牧師是神學家，但他是與信徒緊密相連的神學家。作爲信徒的神學家，牧師主要不是通過在教會簡報上撰寫晦澀難懂的文章，而是通過傳講真理和牧養羊群。如前所述，這顯然是神學工作。莫勒曾這樣說過「沒有比這更具神學性的呼召了——爲了上帝的真理守護上帝的羊群。」[4] 牧師事工不是對神學工作的逃避，也不是逃到有時被稱爲「實踐事工」的教義腹地。牧師事工發生在神與魔鬼之間巨大神學衝突的前線。因此，每位牧師都是神學家；每位牧師也都是戰士兼祭司，與麥基洗德並肩而立，追隨比他更偉大的那位大祭司。
牧師不是政治家。然而他們受上帝委派，塑造會眾的世界觀進而影響他們的信念。忠心地分解上帝的話語意味著傳講上帝的全部旨意。反過來，傳講上帝的全部真理也必然會形成和激發基督徒的信念，也就是基督徒在這個墮落世界必須倡導的原則，因爲這個世界迫切地需要這些信念，卻又缺乏這些信念。基督徒信念並非只爲商務會議和安靜時刻而形成。它是在詮釋聖經的熔爐中鍛造出來的。基督徒的信念看起來像火。聞起來像煙。就像從火焰中發出的燃燒的微光。它從聖經的熔爐中產生，是爲了灼燒和喚醒。
通常，人們對講道的描述要比這沉靜得多。解經式講道之宏偉和雄壯受到了壓抑，人們強調講道活動的私人性和孤獨性——每個人都在靜靜地思考自己對基督的認識。可以肯定的是，講道是針對人心的。在合乎聖經的宣講中，上帝與罪人打交道。儘管牧師是向數十、數百或數千人解釋聖道，但他明白通過他的解經式講道，每個人都會遇見上帝。
讓我們堅守講道的這一「私人性」。但也許我們也應該思考一下如何恢復講道的公共性。正如我們明確指出的，講道的中心是福音聖道。福音是對一件公共事件的公開宣告。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私下發生的。祂被綁在羅馬的十字架上，在所有人面前受盡屈辱，他們的目光都投向祂吐著白沫的嘴和隆起的胸膛。祂的死是由羅馬政界精心策劃和批准的。但祂可怕死亡的公開性遠遠超出了基督的羞辱。與其他死亡不同，祂的死不僅是生命的終結，更是救贖的行動。其他人的死不能贖罪。唯有耶穌能。
耶穌在各各他爲祂的子民贖罪，完成了一項具有深刻私人價值的公共事業。根據《歌羅西書》2:14，所有在祂裡面的人，他們債務的「字據」都在十字架上塗抹了。這塗抹「明顯給眾人看」。（2:15）它是戰勝撒但國度「權柄」的標誌。換句話說，十字架公開地爲私人或個人的罪付上了贖價。這是神大能的展示。這是歡慶神的能力。這是一種公開的羞辱。儘管羅馬及其士兵蔑視基督的十字架，但上帝和祂的天使知道真相。撒但的力量被擊潰了。撒但的頭顱遭到了擊打。儘管這個世界的人尚不知道，但擊敗黑暗和死亡的戰役已經完成了。
每當牧師宣講十字架時，他們都是公開地宣講。我這裡所說的講道之公開性，不僅僅是指他們在一個邀請廣大社區參加的論壇上講道。我是說，從孟加拉國（Bangladesh）到班戈（Bangor，是英國威爾士圭內斯的一個城市），從緬因州（Maine，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的一個州）再到英格蘭的布里斯托（Bristol），他們在向宇宙宣告：耶穌贏了，撒但輸了。牧師講道的教會是地方性的。但用加爾文的話來說，「劇院」是世界性的。[5] 每個星期天，全球十萬多名牧師一起宣告彌賽亞君王已經來了，並且得勝。撒但每週都必須聽到這個消息，每次被提醒他必然要臨到的毀滅時，他都會咬牙切齒。
這公開事工的另一個層面也需要考慮。牧師的信息不僅面向更廣闊的世界，也適用於這個世界。聖道和福音向他們所遇到的所有人提出要求，將基督的國度推進到全地。國度是動態的。它不會退縮。它堅不可摧。它不會失敗，正如耶穌不會失敗，祂的福音也不會失敗。天國在本質上是屬靈的。它是上帝的統治和掌權。儘管是屬靈的，但在這裡基督彌賽亞身份的應用卻具有強大的公共效應。通過傳講基督的話語，人的心靈被喚醒，人的行爲發生改變，教會誕生，基督徒在他們的社區和文化生活中活出他們的信仰。當這一切發生時，福音在私人領域作工影響著公共領域。引用奧古斯丁的話說，上帝之城正在向人類之城施予恩典。
換言之，教會是真正的文化。神的百姓由神的思想所塑造。它不是一個單純的組織。它是一個有生命、會呼吸的身體，是彰顯神的榮耀、推進神國度的屬靈實體。正如威廉·威利蒙（William Willimon）所說，這意味著教會不僅是改變世界的機構，並且「就是一個世界」。教會敢於「宣稱這個世界、這種文化——教會——是上帝與世界相處的方式，是基督所派定使萬物歸於祂自己的方式。」加入地方教會不僅是爲了表明自己是一個信徒，是一個更大肢體的一部分。更是爲了進入一個新世界，一個真正的世界。
因此，講道是公開的。因爲在講道中，通往另一個世界——真正世界——的大門打開了。
到目前爲止，我們已經勾勒出了牧師的含義。我認爲，每一位牧師都是神學家，管理並明確宣告神學現實。牧師的所有工作——門訓、輔導、傳福音、帶領以及其他一切工作——都源於神的真理。如果上帝不是三位一體的，如果聖道不是無誤的，如果耶穌不是唯一的救主，那麼牧會就只是在社區服務上加點靈性點綴。但事實並非如此。牧養在本質上，並且毫無疑問是神學性工作。
不僅如此，它還是公開的。牧師有特權宣佈另一個世界的存在，而且這個世界並不遙遠，已經闖入了我們自己的世界。基督的國度正以無情的步伐前進，儘管它遭受暴力，但無人能阻止它（太 11:12）。至此，我們對牧師作爲公共神學家有了大致的瞭解。接下來，讓我們簡要了解一下牧師作爲公共神學家爲教會和世界的益處發揮作用的三種具體方式。
第一，牧師可以就各種倫理問題公開說出愛的真理。
施洗約翰是這方面的主要先驅。請看《馬太福音》 14 章關於他死的記載（太 14:1-4）：
那時，分封的王希律聽見耶穌的名聲，就對臣僕說：「這是施洗的約翰從死裡復活，所以這些異能從他裡面發出來。」起先，希律爲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把約翰拿住鎖在監裡，因爲約翰曾對他說：「你娶這婦人是不合理的。」
約翰爲我們樹立了一個大膽的榜樣，他要求（希律王）爲公開的罪行承擔罪責。這爲牧師和上帝教會的領袖們樹立了道德勇氣的榜樣。我們的牧養要效法施洗約翰。他是最初宣揚耶穌基督的人。他沒有自己的講壇，但他的工作本質上就是牧師的工作。約翰傳講的是真理。真理不受制於感覺。真理不受制於君主。真理不區分公開和私下。正如莎士比亞所說，真理終將大白於天下。用更符合聖經的說法，那就是真理必須大白於天下。
因此在某些問題上，我們不能選擇讓我們的神學見證保持沉默。面對錯誤，真理迫使我們與它面質。面對罪惡，真理激勵我們去譴責它。在罪惡猖獗的地方，真理敦促我們反對它。無論是輔導有不良上網習慣的年輕基督徒，還是與影響世界、但陷入罪惡關係的政治家進行門訓，抑或是向對變性身份感到困惑的教會群體講道，都當如此。真理的本質是神學，但不止於此。當它與世人接觸時，就會帶來倫理見證。牧師別無選擇，只能扮演這個角色。
耶穌基督的福音使每一位牧師都能抑制罪惡，弘揚良善。這不一定是一個複雜的呼召。倫理問題固然複雜，但施洗約翰終其一生的事工卻簡單。牧師不需要寫一篇關於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是一位美國神學家。他最出名的工作是試圖將基督信仰和現代政治外交聯繫起來。——譯註）關於墮落的應用神學論文，就能勝任在罪與義的問題上作公開見證。他們需要了解聖經。他們需要有符合聖經的良知。然後，他們需要搜索他們的世界，看看希律王仍在哪裡掌權，在那裡他們就必須要反對他並呼召他悔改。
第二，牧師可以訓練他們的會眾成爲光和鹽。
沒有什麼經文比「登山寶訓」（太 5:13-16）中作光、作鹽的呼召更能體現這種身份感了。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鬥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爲，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這意味著作爲牧師，你的使命是裝備你的會眾成爲光和鹽。這反過來又要求你對他們進行訓練，讓他們知道如何成爲一個分別爲聖的基督徒。這種訓練來自於周復一週的講道，這些講道描述並區分了基督徒作爲基督寶血所買之見證人的身份（與世人的不同）。同樣至關重要的是，教會肢體要明白他們不需要任何學位、證書，也不需要來自天上的聲音，就可以成爲他們周圍社區和世界中鹽和光的化身。
我們在引言中以威廉·威伯福斯爲例討論了這一點。威伯福斯不是牧師。但約翰·牛頓和約翰·魏恩的講道和行爲深深地打動了他。如果沒有牛頓，就不會有威伯福斯。沒有魏恩，就沒有威伯福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就是這麼簡單。要結束奴隸貿易，我們不僅需要一位才華橫溢、人脈廣闊的政治家，還需要一位宣講聖道的牧師。正是聖道成就了威伯福斯。講道是他的屬靈糧食。解經式講道是他的食物。他踐行公共道德，因爲他的牧師和導師讚揚並宣講聖經中的公共神學。
1787 年，牛頓喚醒了年輕的威伯福斯，使他認識到販賣奴隸的罪惡。10 月 28 日一個星期天，兩人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促使威伯福斯在他的日記中寫下了一段現在很有名的話。「全能的上帝在我面前設定了兩大目標：廢除奴隸買賣和改正社會風俗。」我們不知道在這一重要聲明——最終是預言性聲明——之前談話的具體內容，但牛頓顯然對他年輕的衝鋒者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力。第二天，威伯福斯就與貴格會取得了聯繫——貴格會因堅持不懈地開展結束奴隸制的運動而聞名，但是他們的運動從未受到重視。顯然，通過牛頓充滿活力的教牧建議，上帝啓動了歷史的車輪。
多年來牛頓不斷與威伯福斯交談，這位政治家還到倫敦的聖瑪麗伍爾諾斯教堂（St.Mary’s Woolnoth）聽牛頓的講道。17 世紀 80 年代末，牛頓撰寫了著名的小冊子《關於非洲奴隸貿易的思考》（Thoughts Up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在議會上證明奴隸制的可怕，並支持福音派中蓬勃發展的廢奴事業。他是支持英國社會廢除奴隸制事業的強大力量，爲威伯福斯的工作提供了不小的幫助。
但正是魏恩通過講壇的教導爲威伯福斯提供了穩定的食糧。如果每個人都能敬虔地生活，魏恩曾擲地有聲地說道：「殘忍的場面就不會刺痛我們的雙眼，受欺壓者的吶喊就不會刺穿我們的雙耳。暴政和奴隸制就只是在人類記憶中爲曾經人們的遭遇留下的一聲嘆息。」[8]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這樣生活，因此基督徒有責任向世人展示信仰的美德：
對同胞的仁慈會帶來真宗教情感，從而使我們的內心不再充滿憤怒的激情，使我們能分享同胞的一切幸福。對榮耀的盼望會照亮每個人的人生前景，使一切苦難都變得無足輕重。信靠上帝給我們帶來持久的安慰，「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爲他倚靠你。」最重要的是，對上帝的愛是幸福源源不斷的源泉；因爲這會讓我們對天父的每一次安排都感到滿意，並因看到祂的無限仁慈而心生喜悅。[9]
魏恩的這些講道作品表明，他的心切切關懷人們的苦難和世界對正義的需求。他並不迴避與克拉珀姆教區處境相關的倫理問題。在爲英國海外傳道會（Church Mission Society）所做的一次著名演講中，他雄辯地指出基督徒在推動世界正義事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難道不是在他們的勸說下建立了醫院嗎？難道不是他們爲了下等階層之教育而提供了學校嗎？他們不是通過見證反對了奴隸制嗎？窮人的生活狀況不是因他們的努力而有所改善嗎？[10]
魏恩在講道時直接反對販賣奴隸。然而他的講道也指出，基督徒影響周圍環境的主要方式是過以信、望和愛爲特徵的敬虔生活。這種生活不單是操練虔誠，而是以全能上帝的本性爲根基。[11]
這種講壇上的講道打動了像威伯福斯這樣的教區居民，他們紛紛行動起來。然而，這位年輕人逐漸發現，許多基督徒並不具備他所擁有的一切。基督徒常常把自己的信仰當成一件本質上私人化的事情，因此與世界上正在發生的更大斗爭毫無關係。威伯福斯在他的名著《基督教實用觀點》（A Practical View of Christianity，中文名暫譯）中譴責了他的祖國在神學與倫理上的割裂：
將基督教道德與基督教教義截然分開的致命習慣在不知不覺中得到了強化。因此，基督教特有的教義越來越不受人們的關注，而道德體系本身也自然而然地開始枯萎和衰敗，因爲它失去了本應爲其提供生命和營養的東西。[12]
將這段話解讀爲對英國基督徒良知沉睡的判詞是恰當的。爲什麼很少有人大聲疾呼反對奴隸制和奴隸貿易？爲什麼在克拉珀姆教區發起反對這些罪惡的行動之前幾年裡，貴格會只是在孤軍奮戰？原因可能有很多，但關鍵的一點是：教會對教義的興趣薄弱。威伯福斯指出，在這種情況下，「道德體系本身」也開始「枯萎和衰敗」，因爲它「失去了」壓艙石。
這是一位智者提出的有力指控。如果講壇在神學上軟弱無力，在道德上脫離群眾，那麼教會在這個日漸衰敗、黑暗的世界中作鹽作光的呼召就無人會理睬。人們會專注於他們的 401(k)退休福利計劃、度假和學校體育活動。他們的信仰會萎縮。他們會接受成功神學，認爲基督教從根本上是爲了他們的安全和舒適。他們會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已受命爲所在社區的福音傳播者，如果他們沉默了，就無人能接手這項工作。
牧師是抵制這些可悲趨勢的人。牧師必須從根源上不斷提醒人們他們的獨特身份和神聖呼召。牧師必須經常宣講：我們在這裡不是爲了自己，我們在這裡是爲了失喪的人，我們蒙召要趁著白日做工，抵制邪惡，弘揚公義。
這樣，牧師就避免了以刻板的方式將講壇政治化。他通常不會就投票倡議和候選人發表評論。但是，他無所畏懼地將聖經中蘊含的神論和倫理信念灌輸給他的會眾。他在指出古今中外的罪時毫不諱言。他培養人民伸張正義的本能，在社會、種族、經濟和其他任何適當的地方貶斥不公正。就像牛頓對待年輕的威伯福斯一樣，他爲信徒提供建議，幫助他們探究自己的呼召和天職。
他毫無保留地鼓勵他的信徒在耶穌基督裡成爲他們自己：鹽和光。
第三，牧師可以號召他們的會眾去愛鄰舍。
在《馬可福音》 12:31 中，耶穌詳細闡述了第二大誡命，即第一大誡命——「用你所有的一切愛上帝」之後的誡命。耶穌告訴門徒：「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基督教深受「愛鄰舍」教義營養不良之苦。這樣的教義確實意味著烤餅乾和與鄰居交朋友，在這個崇尚獨自打保齡球的世界裡，每一個行動都是革命性的。但它的意義遠不止於此。第二條誡命包含了一個充滿活動性和能動性的世界。我們應該像諾蘭執導的影片《星際穿越》中的飛船船員那樣，去探索這個世界。
《雅各書》1:27 等經文闡明了「愛鄰舍」可以是什麼樣子，應該是什麼樣子。《雅各書》說：「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如果我們聲稱自己在上帝面前行事純正，我們就必須實踐「信心中的行爲」。主希望我們的信心能帶來益處，能以某種方式指向那些無法照顧自己的人。基督徒的信仰不僅是垂直的，面向天堂。基督徒的信仰也面向整個世界。
正如我們有時被告知，我們無法單槍匹馬地「改變世界」。我們渴望立時戰勝邪惡，實現良善，但我們是有限、受限的生物。只有當基督在榮耀中降臨時，這個世界裡的許多錯誤才能得到糾正。然而在祂降臨之前，上帝希望我們能夠深入黑暗。祂希望我們不僅通過言語，而且通過行動來愛我們的鄰舍。祂希望我們不只批判黑暗，而且深入黑暗。
我們也不是孤軍奮戰，而是作爲教會在忠心牧師的帶領下這樣做。當牧師傳講上帝的全部真理時，他就爲他的會眾建立了信念框架。福音創造倫理。反過來，人們也開始看到自己可以用大大小小的各種方式去愛鄰舍。他們可以在幫助流浪漢的收容所做義工，在診所爲有墮胎想法的婦女提供諮詢，輔導社區中沒有父親的男孩，爲陷入困境的青少年組織足球聯賽，邀請來自戰亂國家的難民到家中共進晚餐。這些行動都不會登上晚間新聞。它們不需要大型項目計劃，甚至不需要教會的預算投資。所有這些和許多其他形式的鄰舍之愛一樣都是微小、隨機、謙卑和以福音爲驅動的。所有這些都意義深遠。
當教會聽到牧師鼓勵這些行爲，並爲成員愛他們的左鄰右舍禱告時，投資的循環就開始了。福音不再被視爲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而是一個創造生活方式的信息。隨著這種情況的發生，教會在向世界表明，基督的身體是一個充滿活力、以他人爲中心的機構。不僅如此，它還揭示了教會不是一種文化，而是真正的文化。正如斯坦利·豪爾瓦斯（Stanley Hauerwas）和威廉·威利蒙（William Willimon）所論證的那樣，教會表明了它「體現了一種社會選擇，而這種選擇是世界本身所無法瞭解的。」[13]
如果牧師不傳揚真正的文化，那就沒有人去傳揚。這就是我們現代處境的基本現實：在公共領域中爲永恆事物發聲、促進真善美的聲音正在消失。在過去的美國，牧師們可以假設，有一個由機構和個人組成的聯盟與他們並肩作戰——鞏固婚姻、幫助弱者、扶助孤兒以及捍衛家庭的利益。
但如今，公共領域志同道合的夥伴越來越少。我們的政府越來越龐大，用友好而又堅持的聲音暗示我們：它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修復我們的家庭，治癒我們的弊病。我們猶豫不決，雖然隱約覺得這可能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但還是按照它的要求把這些地盤讓給了它。我們無奈地嘆息：好吧，政府。你來解決我的問題吧。你來教我的孩子性道德吧。你來管理我的家庭吧。就這樣吧，畢竟，還有誰會願意幫忙呢？
基督徒越來越接受這種思維模式，沒有意識到凱撒不僅爲我們提供了政治綱領，還爲我們提供了神學體系。國家可以是我們的上帝，也可以是我們的朋友。國家可以是我們的救贖。國家可以賦予我們意義。國家隨時準備並渴望教導我們神學——它自己的神學。如果我們懷疑國家的這種傾向，我們就必須重新思考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教訓。難道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著名記者。是美國《時代》週刊編輯，曾爲蘇聯服務、在美國從事間諜活動。——譯註），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是政治哲學家、作家和納粹大屠殺倖存者。她最出名的是那些處理權力和邪惡的本質，以及政治、直接民主、權威和極權主義的作品。——譯註）和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蘇聯及俄羅斯哲學家、歷史學家、短篇小說作家，持不同政見者和政治犯。索爾仁尼琴不加掩飾地批評蘇聯和共產主義，定居美國後又毫不留情地批評自由主義價值觀。——譯註）的言論——以及他們所遭受的苦難——都毫無意義嗎？
當凱撒入侵時，基督徒就變得麻木了。牧師不再在他們的教會中建立以聖經爲基礎的原則。他們讓其他聲音來塑造他們的會眾。但今天的教會必須喚醒自己。今天的牧師傾向於認爲，他們不需要裝備信徒在公共場合作見證。人們告訴他們，這是職業倫理學家的工作。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已受上帝的委派站在神學和倫理塑造的最前線。以爲別人會背起我們蒙召背負的公共領域十字架的觀點是一種虛構，一種令人愉悅的幻覺。現實中，那些爲真、善、美而站出來的人，正像山間掠過的影子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讓我們盡可能把這話說得更具體可行一點。
讓我們這一代的牧師不要沉默地進入黑夜。讓我們見證這一代牧師按照聖經宣講神全備的真理，並在這個過程中從神學和倫理兩方面建立他們的會眾。講壇不是政治的。但講壇必須有堅定的信念。我們尚未成爲一群遭國家削弱、遭凱撒殘害的族群，就像二十世紀德國、俄羅斯和中國的牧師一樣。他們失去了發言權。他們無法提出抗議。他們無法讓教會成爲它最根本的本性：一個見證人，一個真正文化的標誌和象徵，以及上帝的居所。
在墮落的世界裡，真正的文化往往必須是一種反文化。它必須提出世俗君王不希望它提出的理由。它必須像基督和使徒保羅一樣，對不公正提出抗議（約 18:23；徒 22）。我們不能三緘其口，因爲先知和使徒沒有這樣做。我們必須提出自己的理由，傳揚福音。只要我們還有力量，我們就必須按照真正的文化說話和行事。通過我們的話語和會眾的見證，我們必須成爲一種反文化，爲在許多方面都是反文化的世俗文化帶來生命。
擔任這一角色將是一項孤獨的任務。威廉·威伯福斯如此。約翰·魏恩也如此。今天，我們稱讚威伯福斯的運動取得了成功，但他爲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們注意到了魏恩的名字，儘管他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卻已被人遺忘。
但是，當我們思想魏恩和牛頓時，我們就會想起基督的事業是謙卑的。它不是對榮耀的呼喚。它呼喚捨己。它呼召我們成爲一個有良知的人，不畏懼世俗的眼光，不以福音爲恥。這是對教會的呼召，要求教會成爲光和鹽，愛自己的鄰舍，共同尋求並禱告天國在地球每一個角落的推進。
牧師講道是爲了改變他的會眾、裝備他們，使他們在今生服事。這講道會迴響至永恆。當他爲他的羊群制定教義和道德規範時，他是在討主的喜悅。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他通過了威伯福斯測試，講道使他的會眾能夠投身於黑暗之中。
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我們會這樣做嗎？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在 2014 年 T4G 上演講：「在日益敵對的文化中成爲牧師公共神學家」（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 in an Increasingly Hostile Culture）的擴展。2015 年，他與凱文·範皓沙（Kevin Vanhoozer）就這一主題合著了一本書，書名爲《牧師——公眾神學家：重拾失去的異象》（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Brazos 2015，中譯本由美國麥種傳道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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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 Jonathan Aitken,John Newton: From Disgrace to Amazing Grace (Crossway,2003),314-17;Eric Metaxas,William Wilberforce and the Heroic Campaign to End Slavery (HarperOne,2007),185.
[2] R.Albert Mohler Jr.,He Is Not Silent: Preaching in a Postmodern World(Chicago:Moody,2008), 106.
[3] Mark Dever,The Church: The Gospel Made Visible (Nashville:B&H,2012),xi.
[4] Mohler,He Is Not Silent,107.
[5] 參約翰·加爾文《基督教要義》2.6.1.
[6] William H.Willimon,Pastor:The Theology and Practice of Ordained Ministry (Abingdon,2002), 209.
[7] 參 Jonathan Aitken,John Newton,309-312.
[8] John Venn,「Godliness Profitable to All Things,」Sermons of the Rev. John Venn,M.A.,Rector of Clapham,Three Volumes in Two,vol.II (Boston:R.P.&C.Williams,S.Etheridge,1822),22.
[9] John Venn,「On the Nature of True Religion,」Sermons,247.
[10] 「John Venn—The Forgotten Center of the Clapham Sect,」Kairos Journal,可在http://kairosjournal.org/document.aspx?DocumentID=5092&QuadrantID=2&CategoryID=10&TopicID=17&L=1查看。
[11] 有時魏恩還會直接參與政治事務。威伯福斯有時會把魏恩的講道帶回家，作爲思考政府政策的指南。參 Michael Hennel,John Venn and the Clapham Sect (London:Lutterworth Press,1958),198.
[12] William Wilberforce, A Practical View of Preferred Christianity (Cosimo, 2005),205.原本以 A Practical View of the Prevailing Religious System of Professed Christians,in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Contrasted with Real Christianity (1820)爲題發表。
[13] Stanley Hauerwas and William Willimon,Resident Aliens: 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Nashville: Abingdon Press,1989),17–18.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The Wilberforce Test:Preaching and the Public Squ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