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所著的《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出版四年後，英國浸信會聯會（British Baptist Union）開始關注大西洋彼岸美好的發展前景。不過，他們的關注點更加具體。他們對十九世紀美國社會的構成並不感興趣，而對美國浸信會內部如何運作頗感興趣。因此，1835年3月12日，本著不亞於托克維爾的探索精神，兩位德高望重的英國牧師弗朗西斯·奧古斯都·考克斯（Francis Augustus Cox）和詹姆斯·霍比（James Hoby）組成了英國浸信會聯會官方代表團，從利物浦啓程前往紐約。他們所受的託付非常明確，那就是要「瞭解有關美國基督徒，特別是我們自己宗派基督徒的情況，努力與我們在遙遠國度的弟兄們建立更緊密的情感和友誼，並與「三年大會」（Triennial Convention，美南浸信會的前身——譯註）進行有代表性的交流和拜訪他們的教會。」（47 頁）他們確實做到了！
第二年，《論美國的浸信會：英國浸信會聯會赴美國和加拿大代表團記述》（ The Baptists In America: A Narrative of the Deputation From the Baptist Union in Englan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出版了。這本長達 476 頁的教會歷史鉅著立場客觀，或者說作者不遺餘力地讓讀者相信：「我們並不想嘗試用籠統的措辭或漂亮的區分來回答這個經常在國外被問到並在國內一直重複的問題，即『你們對美國有何看法？』我們將努力提供一個忠實而客觀的描述，讓每一位讀者都能猜到我們的想法，並建立自己正確的判斷。」（12 頁）
浸信會的屬靈興盛和資源充足是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393 頁）例如，霍比和考克斯經常驚訝於教堂建築的寬敞，以及早晚聚會（清教徒教會均有上午敬拜聚會和下午/晚上的禱告聚會，兩者都是全教會的聚會——譯註）時參與人數之多，並且人數仍在不斷增長。（25 頁、81 頁、91 頁、128 頁、231 頁、249 頁、339 頁）這些基督徒並不是出於勉強或例行公事地聚集在一起。相反，浸信會基督徒對聚集在一起充滿熱情，當他們自己教會的牧師因故無法講道時，他們就會前往另一間浸信會聚會，這是一種相當普遍的做法。（43 頁）因此，當考克斯和霍比觀察到 19 世紀美國浸信會往往會「自我拆分」時，他們大大感到驚訝，不過這一點也最吸引他們！
在馬薩諸塞州的洛厄爾（Lowell），他們稱之爲「友好退出」（a friendly withdrawment）或「自願拆分」（voluntarily divide）。（140 頁）在紐約的奧爾巴尼（Albany），他們稱爲「友好分開」（amicable separation）（323頁），這帶來了永久性的「友好拆分」（amicable division）。（325 頁）在這當中沒有分歧，甚至不包含「友好」分歧的意思，也就是說，這種拆分不是分裂性的，而完全是戰略性的。
考克斯和霍比驚訝地發現，這些和平拆分正是這些教會原本的計劃。十九世紀的美國浸信會反複製定並成功地執行了「一個慷慨、捨己、恩慈的計劃」，即通過拆分成員來倍增教會。正如他們所解釋的，當教會有目的地「打發」（dismiss）一些成員時，就會帶來和平的拆分，這樣「一間新教會成立了，並且會與那些成員所脫離的教會保持友好關係。從這間教會中又可以再產生出一間教會，直到四、五間教會，甚至更多教會相繼倍增，這多麼令人欣慰啊。」（141 頁）
根據考克斯和霍比的描述，這種友好拆分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而且方式新穎。1831 年 9 月，馬薩諸塞州洛厄爾的第一浸信會通過「打發」七十名成員出去，在同一城市建立了第二浸信會。
同樣，在紐約的奧爾巴尼，也有兩間教會，考克斯和霍比將其稱爲珍珠街的「舊/第一」教會和「新/第二」教會。有趣的是，恰恰是舊教會的成員和資深牧師受了差派去組建新教會。（326 頁）
在波士頓有七間浸信會。他們指出：「第二間教會於 1743 年成立，距今已有 92 年，當時只有六名成員。從那時起，到最後一間教會成立之前，該市已經成立了四間新教會，在該市附近也成立了許多新教會；其中大部分教會都有成員是從第二間教會『打發』去的。」（396 頁）
然而，有一些案例是相反的。不是一間教會差派成員組建了多間教會，而是幾間不同教會差派成員來支持一間植堂。匹茲堡的情況就是這樣，「從第一和第三教會的友好聯歡中誕生出了在紐約阿勒格尼（Alleghany）的新植堂教會，這間教會由從匹茲堡打發來的人所組成。」（261-262 頁）北方浸信會（North Baptist Church）是波士頓的第七間教會，祂也是以這種方式建立的；不僅有 59 名來自第二教會的成員，還有「幾名原本就是從別的教會受差派出來的成員，出於想參與植堂的願望」而加入了第七教會。（396 頁）
在紐約市，奧利弗街的教會感到不得不派出「相當多的」成員，不僅爲了植堂，也是爲了「加強孱弱的教會」——復興瀕臨消亡的教會。
此外，考克斯和霍比也觀察到了宗派層面上的友好拆分，他們對此也極爲感興趣。他們看到浸信會聯會（Baptist associations，美國浸信會非常喜歡成立這種聯會）會打發一些成員教會去成立另一個聯會。例如，1804 年在緬因州佩諾布斯科特（Penobscot）的鮑丁漢聯會（Bowdoinham Association）「認爲拆分能夠提高效率。因此，肯尼貝克河以東，以及西岸邊上的教會被「打發」了出去。1805 年，這些教會與新近組織起來的其他教會一起組成了林肯聯會（Lincoln Association），該聯會在 1806 年的年會上只有 21 間教會和 1,151 名成員。」（356 頁）東緬因州聯會（Eastern Maine Association）也是如此，分爲漢考克聯會和華盛頓聯會。（357 頁）
所以，考克斯和霍比所描繪的絕對不是那種悽慘的爭鬧，而是一幅基督教中美好的合一圖景——我們可以稱之爲「合一地友好拆分」，它同時具有「合一」和「分開」這兩個重要特點。
顯然，這種通過拆分植堂的方法是出於自願。教會並沒有「驅逐」會眾的想法。事實上，關於奧爾巴尼第一教會的「拆分」，考克斯和霍比說是「所倡議的拆分」（很可能由領袖們倡議），這表明，就領袖們而言，這一冒險需要經過充分討論，只有在所有相關各方都同意之後才能嘗試。（326 頁；強調部分由作者標明）
他們後來談到「那些（包括成員在內）選擇追求這個新益處的人是如何受差派的」。（326 頁）因此，成員們並沒有感覺到壓力，最終也不是在領袖的壓力下被迫離開（儘管有時出於實際原因，例如住得離教會太遠，確實應該鼓勵成員離開）。
其次，拆分植堂是一項團隊工作，需要全體會眾積極參與。在奧爾巴尼，考克斯和霍比強調了「教會的 122 名成員如何與他們的牧師以及會眾中的幾位弟兄聯合起來，他們通過慷慨無私的合作，爲教會推進基督國度的努力提供了實質性的幫助。」（331 頁）此外，記住，通過友好拆分植堂的工作甚至可能涉及不止一間教會的基督徒彼此合作。（396 頁）
大使命
是什麼引導教會以和平拆分的方式植堂？可以引用每個植堂參與者的目標——大使命，作爲對這個問題的簡單回答。例如，奧爾巴尼的「第一間/舊教會」打算通過他們的植堂來「擴大教會」——也就是普世教會。那麼，這些新教會能夠很高興地報告說，他們在該地區「推動了真理和聖潔的事業」——更不用說，他們也（也許不那麼重要）「拓展了自己的影響力，（並）擴大了浸信會在該地區的影響力。」（325 頁，330 頁）
匹茲堡的第一和第三教會希望在阿勒格尼植堂，因爲「這個小鎮正在迅速發展」，那裡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需要教會。（262 頁）同樣，紐約市奧利弗街的教會派出基督徒「傳揚福音」（439 頁）；同樣，洛厄爾的第一浸信會出於對「普通服事」的熱愛而派出基督徒，使其「得以擴散」。（140 頁）
但所有的宣教士和植堂者都會給出這個理由，不管他們用了什麼方式植堂。可是爲什麼要特別選擇以友好拆分的方式植堂呢？
人數過多
儘管我們希望星期天早上有盡可能多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來到教會，但也有教會過於擁擠的情況。教會人數達到什麼數字就顯得過於擁擠是相對的。但其產生的影響卻不是相對的。
最明顯的是對團契關係的負面影響。也許座位會成爲爭論點，從而分散聽道的注意力。過度擁擠也會帶來安全隱患，因此考克斯和霍比得出結論，如果紐約的教會不能擴建其建築，要麼「這些教會將會變得擁擠不堪，要麼他們就要像其他教會那樣，拆分和倍增」。（439 頁）所以，出乎意料的是，有時與你們教會成員分離是愛他們的一種表現。
聖靈的印證
和平拆分是通過耐心地禱告，並且只有在教會感覺到主確實樂意讓他們以這種方式植堂之後，才作出的決定。正如考克斯和霍比在波士頓觀察到的那樣，「鮑德溫的地方教會似乎深信，當世界充滿不敬虔，當他們身邊成千上萬的罪人在罪中滅亡的時候，他們卻安於現狀，坐視不管是錯的」。（396 頁）同樣，據奧爾巴尼的第一教會報告，教會成員是「在這一信念下，順服我們所認爲的莊嚴職責的迫切要求」（331 頁）而接受差派出去的。
謙卑
當我們思考考克斯和霍比在《記述》中對這一實踐的描述時，我們很難忘記這樣一個印象：和平拆分極其謙卑，它要求我們至少抵制兩種形式的驕傲，這兩種驕傲會導致教會聚集人群。
首先是出於虛榮心的驕傲，或者說是一種控制慾，希望自己在別人看起來是理想的、成功的、令人羨慕的。雖然我們不敢論斷大型教會的領導層一定會受這種虛榮動機所驅使——畢竟，謙卑意味著我們應當以極大的善意揣測他人，但我們不能否認現實中的虛榮誘惑。在一個把規模大等同於成功的世界裡，虛榮很容易誘使牧師或教會貪戀更多的成員。
虛榮加上自私的驕傲，就會產生更可怕的不義。虛榮和自私會讓牧師和教會不顧他人，甚至不惜犧牲他人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虛榮。
即使所有跡象都表明這樣的做法智慧可行，但這種驕傲還是會阻礙和平拆分。自私會讓「擁擠不堪」的教會輕視擁擠帶來的困難，罔顧人數過多可能帶來的傷害，繼續聚集在一起。歸根結底，按照考克斯和霍比令人不寒而慄的說法，也許我們在這裡面對的是那些「僅僅因爲自私而抱緊在一起」的教會，而不是用愛。（140 頁）
毫無疑問，一間教會要放棄它的一些成員，甚至放棄他們的牧師，這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然而，爲了振興其他地方瀕臨消亡的教會而這樣做，就表明派遣教會擺脫了對人數和他人看法的偶像崇拜。更重要的是，當派遣教會的成員把他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時，派遣教會就會得到反映出基督形像的祝福。
智慧
考克斯和霍比用無可辯駁的論述表明，和平拆分並不適合所有人。正如奧爾巴尼的第一教會所發現的那樣，友好拆分畢竟是有風險的。由於對牧養他們多年的牧師很有感情，「許多會眾與他一起開始新的事業」（326 頁）也就不足爲奇了。然而，那些離開舊教會的人主要是「教會中較爲富有和顯赫的那群人」。在他們離開後，原教會的財務問題變得非常嚴重，以至於他們感到「深深的沮喪和謙卑」，事後他們認爲雖然拆分「是一種義務，但如果我們預見到拆分會使我們陷入如此軟弱無力境地的話，我們幾乎不敢承擔這項義務」。（327 頁）
然而，他們的遺憾表明，他們認爲重新考慮和平拆分的計劃是明智和謙卑的，因爲這樣做會使原教會的財務狀況岌岌可危。此外，可預見的風險也許正是促使奧爾巴尼的一些人留在第一教會的原因——「更多是出於責任感，而不是出於選擇」。（326 頁）因此，智慧有時會強烈反對友好拆分，儘管這個想法乍看之下似乎非常美好。難怪考克斯和霍比把這種形式的植堂描述爲「如此微妙和重要的交易」。（325 頁）
犧牲
然而，智慧無法改良這種「交易」中的關係成本。所有參與者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和平拆分從根本上說是痛苦的。奧爾巴尼的第一教會承認了這一點，他們在寫給哈得遜河聯會（Hudson River Association）的信中講述了他們在拆分過程中所經歷的情感波動（326頁）：
當分離的時刻真正到來時，遺憾和焦慮的情緒被激發了出來，我們中很少有人能完全預料到這一點，而那些從教會建立之初就與教會有關係......並在教會存在整個過程中以強烈的關愛關注著教會的利益日益增長的人卻最能感受到這一點。雖然我們不能不爲成爲『兩個教會』的前景而歡欣鼓舞，但我們清楚地記得我們人數稀少、資源稀缺的時候；當我們回顧主帶領我們一起走過的路時，我們感受到要和由於長期陪伴而心心相印的人分離是多麼痛苦。」這也許就是這項事業最令人警醒的地方。教會的資金和其他物質資源可以替代，但摯愛的教會成員不可替代。事實上，和平拆分爲宣教提供了一種切實的捨己之道。
頻繁地用這種激進的方式植堂，這著實令人驚訝。考克斯和霍比根據觀察認爲事實上通過拆分來植堂並不特別，而是浸信會的標準做法。他們堅持認爲，「這個流程是美國的特色」（140 頁），「它如此有趣，如此特點鮮明……以至於我們無法說服自己忽略它」。（325 頁）
顯然，今非昔比了。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能把這種形式的植堂稱爲「激進」，正是因爲這個想法在現代人聽來非常奇特。然而，植堂方式的優劣不應根據其受歡迎程度來判斷。事實上，也不應根據其歷史性來判斷。曾經常見的事物並不會僅因爲過去受歡迎而再度流行。
然而，我們應該追求的是這兩位作者希望他們的記述在他們英國同胞中所能引起共鳴的事物，即一種效仿美好事物的開放態度，一種在自己的宣教劇目中樂意將其加入的意願。
考克斯和霍比謙虛地承認，「美國教會並非完全沒有紛爭、分裂和嫉妒」，我們很可能會同意這一點。畢竟，這個認識在今天仍然適用。然而，即使承認這一點，我們也要努力推進他們的後一種情感：「但有無數證據表明，教會可以拆分，也會興旺，而且這樣的方式既有利於個人福祉，也有利於整體利益」。（393 頁）
長期以來，美國教會的故事一直是要麼拆分要麼消亡（divide-or-die）。因此，也許我們應該問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是否充分考慮過拆分並興旺（divide-and-prosper）？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Divide and Prosper: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Church-Planting by "Peaceable Di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