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與鏈接：Four Ways the Reformation Changed Church History

翻譯：鄭悅

馬丁·路德留下了複雜的遺產。 許多人稱讚他是一位歷史和神學英雄——德國的改教者，他用一顆釘子刺穿了以行爲稱義的核心。其他人譴責他是一個愛嘲弄、自尊心極強的反猶太主義者。還有一些人將路德作爲人文主義者中的人文主義者，一個從天主教會的冷酷魔掌中解放個人自由和理性的21世紀式的人物。

經過這兩種形像（理想化的事實或虛構）反覆的拉鋸，這些遺產在五百年之後在大量正式的人口上的劃分中若隱若現：納粹，福音派美南浸信會，自由派歷史學家等等。 但在閱讀了兩部令人愉快的思想史作品（提摩太·喬治的《改教家的神學》和邁克爾·里夫斯的《不可熄滅的火焰》）之後，很明顯路德和他的新教改教者同伴改變了教會歷史的進程。

這是如何改變的？讓我舉四個方面的例子。

首先，宗教改革解除了壓制和折磨民眾的教會精英制度。

「行善，或被詛咒」——這是天主教教會的名片，旨在宣判任何反其道的反律法主義者。在宗教改革開始之前，十六世紀的教會服事是一種無意識的苦差事，一種政治要求，可以積累從祭司的水龍頭滴下的任何恩惠。彌撒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是無法理解的、如涓涓細流般的拉丁語低吟。聖餐是單人秀，其中祭司將進行一種形而上的令人困惑的行爲，將麵包變爲肉體，將酒變爲血液，以實現對所有人的所謂教化。

路德、慈運理和其他後人看到了這裡面的問題。他們相信稱義是一次性的，毋容置疑的判決，僅僅基於三一神對某人的揀選。改教家指出基督徒的「外在的義」，完全是通過基督在加略山上完成的工作實現的。這種理解顛覆了羅馬天主教會及其「漸進式」稱義的概念。

路德完全翔實的救恩論還未完全，只有經過對聖經的深入研究才最終發掘。換句話說，唯獨聖經預示了唯獨信心；這對於理解宗教改革神學的主旨至關重要。

瑞士的慈運理雖然沒有受到任何路德直接的影響，卻得出了與路德的著作相似的觀點。1519年1月1日，此時的慈運理仍然是一位「羅馬天主教」牧師，取消了傳統的拉丁語聖經選讀，開始使用母語進行新約釋經講道（《改教家的神學》，英文版113頁）。

到1525年時，慈運理完成了全部的新約釋經講道，進而開始舊約釋經講道。在此期間，慈運理與羅馬天主教會分離，譴責絕對的教皇制度和主教權力，並在蘇黎世廢除了彌撒，使其成爲世界上第一個新教聯邦（喬治，116-118）。同時，路德將聖經翻譯成德語供教會使用，並於1534年出版了舊約（《不可熄滅的火焰》，英文版63頁）。所有這一切都是爲了讓人們以一種他們不僅能夠理解、而且能夠回應的方式將聖經作爲神的話語。

這些行動改變了歐洲教會的面貌，正如我們所知，爲更正教鋪平了道路。去教會的人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現在他們無論在知識上還是在其它方面，都可以自由地成爲積極參與者。在此之前，教會完全是一項自上而下的努力，但這些突破爲教會的廣泛轉變打開了大門。

第二，宗教改革重新回歸了聖經中對牧師的定義。

宗教改革還重申了聖經中關於「牧師」或「祭司」原本的畫面。 那些無法理解動議的日子過去了。 基於此，牧師不是中保，而是負責將神子民的心思意念唯獨吸引到耶穌基督面前，而耶穌基督是完美的神和罪人之間唯一和完全的中保。

宗教改革後，牧師不再試圖以任何方式授予恩典或給與救恩。他們只定睛在十字架上，以及其中所有的屬天福分。他們不再是恩典的源頭，而是將我們指向神的子民在基督裡所擁有的無盡豐富的箭頭。

然而，在這裡我們看到一把雙刃劍，一把朝向積極方向的劍，但也使個人失去曾經在神面前的人間中保。如果牧師不再爲我們向神調解，那麼誰會呢？宗教改革更顯明個體基督徒的處境確實可怕；以前，這種處境可能被敬虔和聖禮表演所混淆，但現在卻一覽無遺。一個人開始與路德無休止的靈性上的痛苦懷疑產生共鳴。

第三，宗教改革使聖禮在會眾中得以恢復——因此開始將教會從國家中解放出來。

這種轉變實際上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它最明顯地改變了聖禮——洗禮和聖餐。嬰兒洗是天主教會無可爭議的主要內容。但這也是路德、慈運理和下一代的在法國的加爾文（以及基本上他們同時代的人）堅持的神學信念。他們在其它方面存在相當大的分歧，爲什麼在這一點上相似？

這些問題的答案有無數層次。但鑑於並非所有宗教改革者都堅持嬰兒洗——更具體來說，是指門諾·西蒙斯和重洗派信徒——我們必須冒險回答爲什麼宗教改革的追隨者如此堅定不移地堅持這一點。

可能是由於這個原因：路德、加爾文和其他人根本無法想像一個獨立於政府的教會。政教結合的根源深深扎根，以至於路德將教會稱爲「神的右手」，將國家稱爲「神的左手」（喬治，100）。儘管西蒙斯和分離主義的重洗派或許在教會之外進行洗禮的做法太偏激，但他們更接近當今唯獨門徒受洗者對聖禮的認定。因此，雖然宗教改革本身沒有開始普遍接受唯獨門徒受洗的觀念，但它確實爲未來提供了框架，潤滑了滑輪。可以說，這是重洗派的主要目標——將宗教改革運動往爲更嚴格的聖經標準改革。

第四，也是最後，宗教改革爲神學多樣性中維護合一鋪平了道路。

讓我們來說說聖餐。在整個宗教改革中，聖餐引起了最多的分歧。雖然改教者離開了羅馬天主教會，但他們也彼此分離。

例如，路德強烈譴責化質說作爲一種形而上學的神祕主義，他主張一個名爲「同質說」的中間立場，這樣的立場基於亞里士多德的「形式」和「偶性」的模式。根據路德的說法，在聖餐期間，基督身體和血液的形式存於麵包和酒的偶性「之內、之中和之下」。

加爾文認爲路德和羅馬天主教的觀點在形而上學上都是站不住腳的。他採納被稱爲「聖靈同在」的觀點，在聖餐期間，基督確實同在，但只在靈性的層面上。

慈運理更進一步，持守「記念說」的觀點，他認爲在吃餅喝杯的過程中，神的子民簡單地宣告基督的死和復活，直到祂再來，同時獲得祂的同在、合一、和平和喜樂的益處。

路德輕蔑地說，慈運理對聖餐意義的背離是褻瀆神。在聖餐中否認基督身體的同在就是否認神的無處不在。1529年10月，路德和慈運理在黑塞的菲利普的要求下見面，他們嘗試建立泛更正教聯盟來抵抗教皇和他的軍隊，然而他們的分歧達到了頂峯。鑑於路德的觀點已經成型，這兩個人無法忽視他們的分歧，也無法形成任何聯盟，這一點並不足爲奇。

回想起來，這種神學上的吹毛求疵似乎是短視的。一切都處於危急關頭，這兩位新教的傀儡難道不能放棄神學上的細枝末節，並建立某種共同的抗戰態度嗎？遺憾的是，他們沒有做到。。

儘管如此，宗教改革對聖餐進行了重新定義，取得了壓倒性的積極成果。雖然幾乎沒有達成任何完全的協議，但有一個真理仍然是不可改變的：聖餐沒有賦予恩典；這完全是基督和祂的十字架而來的權柄。

關於另一個聖經聖禮，洗禮也是類似情況。在西蒙斯和重洗派教徒之後，唯獨門徒受洗觀念的基礎已然被建立。不管天主教會怎麼說，嬰兒洗都不能賦予恩典，也不能帶來拯救。沒有人在出生之時就享有屬靈特權。

與此同時，也沒有人生來就被特權壓迫，宗教改革已經很清楚陳明：各各他的基礎是一致的。那裡的寶血是爲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所流，也是爲反猶太主義者和福音派美南浸信會，德國人和法國人，自由派歷史學家和一年級神學生所流——所有不義的人都需要救主的外在而來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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