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承認：當我第一次看到卡爾·楚曼（Carl Trueman）這本新書《現代自我的崛起與勝利. 以及教會如何應對》（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Cultural Amnesia,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he Road to Sexual Revolution）時，書名和封面並沒有太吸引我。「自我」「文化失憶」「表現型個人主義」，以及「通往性革命之路」這些概念與我作爲一名普通牧師所面臨的日常事務有什麼關係呢？這一切看起來都是如此哲學、如此抽象、如此晦澀。儘管如此，在幾位朋友和導師的推薦下，我還是毅然決定讀一下。在沉浸此書幾週之後，我驚訝地發現，其中的每一個哲學主題都對我的生活、事工和世界產生了超出我想像的影響。
本文的目的是讓你也相信這一點。
先說最重要的事情：楚曼想說的是什麼？從本質上講，他認爲我們現在的時代和境況在道德和哲學上都處在一個獨一無二的時代。與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麗新世界》（A Brave New World）中的反烏托邦類似，但有一個巨大的區別：在赫胥黎幻想的未來，社區佔統治地位；在我們的現代世界，個人佔統治地位。簡而言之，最近爆發的性革命只是新的個人主義世界秩序的一個症狀而已。
的確，自墮落以來，性方面的罪就一直困擾著我們。然而，這種反叛的表達從未如此被接受、徹底、廣泛和歡慶。楚曼通過對下面這句話的思考來說明我們這個時代的獨特性：「我是一個被困在男人身體裡的女人」（《崛起與得勝》，第 19 頁以下。）想一想這種說法在我們當今時代的所謂合理性。就聖經（和邏輯）而言，我們知道這種說法是荒謬的。然而對許多人來說，它是有道理的。事實上，對一些人來說，它是如此的有道理，以至於對它的認同已經成爲一個涉及法律和社會後果的問題。
二十年前，大多數人都會嗤之以鼻。現在情況已經不再是這樣了。所以，楚曼說，我們美麗新世界的性道德風氣（sexual ethos）向你張開了雙臂。
在舊世界，人們通常接受猶太教-基督教的性準則，至少在表面上這樣接受。性方面的罪和變態確實存在，但通常隱藏在黑暗的外衣（即羞恥）之下，或在對社會秩序的蔑視（即反叛）中。然而現在，一種合乎聖經的對性別、性取向和婚姻的理解即使不是遭到完全蔑視，也往往被投以懷疑的眼光。同時，變性被認爲是正常的，甚至可能在道德上是優越的。問題不再是「怎麼會有人說他是被困在男人身體裡的女人呢，」而是，「怎麼還有人質疑一個自己是被困在男人身體裡的女人呢？」
簡而言之，性革命已經得勝。但是……爲什麼呢？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在回答這些問題時，楚曼著作的天才之處開始閃現。他沒有回答我們可能希望他問的問題：「我們如何阻止或扭轉性革命？」相反，他慢慢地追溯了性革命的得勝。就像一個熟練的醫生一樣，他通過社會、文化和倫理方面的症狀進行解釋，以做出準確的診斷。而他的結論會讓你大吃一驚。
牧師和教會裡的人很可能會以爲答案很簡單。我現在就能聽到，「同學們，是什麼引發了性革命？」牧師和人們喊著說，「罪！」但楚曼拒絕這種過於簡單化的答案。將性革命歸咎於罪，就像把世貿雙塔的倒塌歸咎於重力一樣。
要了解我們這個美麗新世界，我們就不僅要了解罪惡的引力，還要了解它所採用的哲學和政治策略。他用兩個詞概括了罪魁禍首：「表現型-個人主義」（Expressive Individualism，或譯「表達型個人主義」）。這個術語指的是通過表達我們自己的感受和慾望來尋找自身意義的傾向（第46頁）。本書通過細緻的歷史和文化分析，追溯了自我的政治崛起的300多年歷史。雖然有過於簡單化的風險，但這種演變的發生可以歸結爲三個戰略性步驟。
首先，通過盧梭和其他後啓蒙思想和詩人的影響，自我變得「心理學化」（psychologized）。我們是誰不再由我們的家庭、國家或教會來決定；相反，重要的思想家和藝術家讓我們相信，我們可以而且事實上必須決定我們是誰。根據這些宣傳者的說法，身份不應當從我們之外的任何人或事物中得知，而應當從我們裡面創造或表達。
第二，通過弗洛伊德的教導（同時達爾文對這一領域進行了一些科學上的支持和修正），心理（psyche）——即內在決定的自我——變得性慾化（sexualized）了。由於達爾文的理論將人降低爲一種高級動物，弗洛伊德利用了這個理論，認爲作爲一種高級動物，人類在本質上是性慾的。雖然弗洛伊德的許多理論和做法都已經過時並且不相干了，但這種認爲人類根本上是性慾存在的主張已經在大眾思想中扎根。
第三，也是最後一步，通過馬克思和其他20世紀政治進步思想家的驚人影響，性慾化的心理變得政治化（politicized）了。如果自我天然來說就是性慾的，那麼任何對某些權利和自由的否認或阻礙都只是霸權主義壓迫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打倒主張猶太-基督教性道德觀的傳統暴君，讓新解放的性自我上臺，它們天然就應該有權享受性慾，而不受蔑視或反對。
性革命並沒有引發性革命。相反，性革命的崛起和得勝要歸功於心理學化、性慾化和政治化的自我的崛起與得勝。如果教會不在這個層面上應對這個問題，那麼他們可能會被欺騙，僅僅是治標而不治本。
那麼，什麼辦法能治本呢？
楚曼承認他並沒有很多高度闡明的答案。他的「不科學的總結性結語」承認，這裡還有更多工作要做，儘管他確實試圖預測社會和教會當中未來可能的光景（第 383–407 頁）。
雖然解決方案似乎可以來自多個方面——家庭、藝術、學術、政治領域——但有一個方面是不容忽視的：地方教會。這正是九標誌決定專門出一期期刊來講論這個話題的原因。無論想出什麼其他解決方案，我們都必須投入時間和心思，藉助這個有復活的基督同在並賜下權柄的唯一團體（太 28:18–20），唯一一個「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的實體（太 16:18）。具體來說，健康的教會在繼續藉助帶有權柄的道並活出真正的基督徒共同體生活時，似乎就可以遏制表現型個人主義的潮流。
健康的教會藉助帶有權柄的聖道，可以消除表現型個人主義的錯誤。爲了保護我們的孩子和教會成員免受表現型個人主義的感染，我們必須穩步分發聖經真理的抗病毒藥物。換言之，我們的教導必須以解經講道、聖經神學和福音爲標誌。
例如，解經講道利用帶有權柄的道來反對許多錯誤的意識形態。我們的文化告訴我們，真理是人的感覺或是看起來很吸引人的東西，而解經講道則是來自客觀、超自然源頭，即神本身的實際論證。當一個人講道的重點和樣式與神聖經文的重點和樣式相符時，會眾會被提醒，認識到真理是客觀和有權柄的。此外，他們還得到提醒：這樣的真理是存在於我們以外的。
健康的教會也會大量地傳播聖經神學，不僅是在講道中，也在其他的課程中。首先，讓我們把聖經神學看作是聖經的故事線，然後將其簡單地視爲合乎聖經的神學（即，純正教義、系統神學）來進行考察。
當教會成員經常接受聖經中的救贖歷史故事線時，癡迷於表現型個人的流行社會想像就會越來越失去影響力。聖經的確是一個故事，其中心不是自我，而是至高的主宰三一神。這故事不僅揭示了神是誰，還提示了他所做的事。首先，他按自己的形像創造了有性別、有肉體的人，以反映他在整個宇宙中至高的良善。當然，罪破壞了神的理想。然而，神爲有罪的反叛者精心策劃了一個拯救計劃，從而使他們恢復與自己永遠的團契，無論是在當下這個墮落的世界中，還是在將來的那個新天新地中。事實上，雖然故事的主人公是這位救主，但故事中的每一個行動都影響我們對自我的理解。
這拯救計劃就是福音。
在開始的一幕中，神按照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人類，並通過他們的生養、耕作，以及保護被造世界免受任何反對神的事物或人的侵害，來反映他至高的良善。
可悲的是，在下一幕中，人聽信了蛇關於增強自我的承諾，不順服神。雖然自我因罪而受咒詛，但神卻用一個又一個應許向他的子民保證，他將會摧毀他們的仇敵，並恢復他們所失去的祝福。
在第三幕中，神成就了他的應許，這是通過差遣他的兒子成爲一個有性別、有肉體的人，作爲世界的新代表。雖然第一個人亞當失敗了，但基督卻成功了——他完全遵行了神的律法，死在十字架上滿足了神完全公義的憤怒，並帶著身體復活，宣告他戰勝了死亡、地獄和罪惡的權勢。
在第四幕中，新人類現在享有屬靈的生命，以及未來有永恆肉體生命的應許，因他們信靠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而得拯救。一旦信了基督，他們就會受洗並受邀領受主餐，從而被確認爲神有形子民的一部分。
最後，在第五幕中，那位復活並仍然是人的、有性別的、有肉體的神的兒子再來，與作爲他身體的子民一起統治新天新地，直到永遠。這樣的敘事不僅比盧梭或弗洛伊德提供的任何學說都更有說服力，而且還具有絕對真實的優勢。
在每一幕中，神都對他的物質被造物行使他主權的恩典。當我們教導這個敘事時，我們就消解了其他人所宣傳的那種軟弱無力且根本上是虛無主義的自我觀念。
健康的教會應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這個短語的意思是對命題式啓示的保護和傳播。換言之，地方教會擔負著維護純正教義的獨特責任。我們必須「爲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爭辯」（猶 3），這意味著在我們這個時代可能有必要特別關注與人論相關的教義。現在，教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爲具身存在的真實和美好以及相關的真理而爭戰，例如神的形像、互補主義、性別、婚姻和性倫理等真理。楚曼正確地指出，新教徒尤其需要做一些彌補性工作：「新教強調藉著信心抓住所傳講的話語，這也許特別容易低估身體的重要性。……恢復聖經對具身的理解是至關重要的。與此密切相關的事實是，教會必須保持對合乎聖經的性道德的忠誠，無論要爲此付出多大的社會代價。」（第 406–407 頁）
儘管我們可能對各個神學院、宗派、教會輔助機構和網站心存感激，但地方教會仍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即使福音「在那滅亡的人爲愚拙」，但對我們得救的人來說，它仍是「神的大能」（林前 1:18）。
與此同時，健康的教會不僅僅是福音真理的宣揚者和捍衛者。健康的教會還通過他們的福音共同體來抵禦現代自我的潮流。楚曼展示了教會職責的兩面性本質，「如果教會要避免美學的絕對化，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在教義上正確委身於基督教信仰，那麼，其次，她也必須是一個共同體。」（第 404 頁）這是真的，因爲自我不僅僅是從閱讀和學習中理解的，也是通過與周圍人的互動來理解的（關於這一點，更多內容請參閱第 56-59 頁）。
例如，想一想受洗入會的行爲。這是一種非常被動的行爲。人不會爲自己施洗，或單方面「決定」加入一間當地教會；相反，他們必須接受教會給他們洗禮，並獲得教會的接納進入該教會的團契關係。在健康的教會中，一個人不能只是「自認爲」是基督徒；基督把這個認定的工作交給了他的教會。事實上，如果沒有會眾經常的認可，一個人甚至不能選擇繼續被認定爲基督徒；地方教會承擔著將那些堅持不悔改罪的人逐出教會的權柄和責任，這就是意義之所在（太18；林前5）。教會成員制及其對應的教會紀律，在誰屬於基督和誰不屬於基督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線。而這恰恰打擊中了現代人的自我觀念的核心。
但健康教會所享有的福音共同體遠不止是由其正式架構所產生的結果。健康的地方教會使人作主的門徒，不僅是通過「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也是通過「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 28:19–20）。再次強調，我們應該肯定福音內容的傳播，但這些內容的目標是行爲。就像洗禮意味著必然藉助他人一樣，教導也意味著必然帶來順服。
換言之，基督教不是一個自我完善的項目。健康的教會不僅通過洗禮（起初）和主餐（持續）的記號來使人作門徒，也通過對道的榜樣性、指導性和人際性應用來使這些門徒成熟。我們不僅通過教導，也通過效法榜樣來成長（林前 4:16;11:1）。因此，健康的教會勸勉他們的成員在聖潔中成長，並幫助其他人也這樣做。所有這些都直接對抗了現代的自我觀念。教會成員不是在表現自己，而是被其他人勸勉，要向自己死，並轉而效法耶穌。
從很多方面來說，21 世紀西方的事工確實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一些不健康的教會已經完全屈服於現代自我的崛起與得勝。另一些則有效地抵禦了它的影響力。
讓我們用以下的假設性例子來結束。
教會越不健康，其影響力就越小。以感覺需求爲中心的流行講道很可能只會進一步助長不合乎聖經的自我觀念。至少三十年來，福音派教會一直試圖圍繞實用性佈道和個人親和力（如音樂、愛好，或生命階段）來創建「共同體」。這樣的教會沒有很好地裝備會眾去認識和面對現代的自我觀。在某些情況下，吸引型教會不僅沒能抵制表現型個人主義的火焰，反而爲它們添柴加火。
另一方面，想像一個宣講和捍衛神的道的教會。想像一下，聚在一起的眾聖徒定期接受福音、解經講道、純正教義和聖經神學的塑造。並想像一下，這些信徒作爲一個基督徒共同體一起正式立約，向失喪的人傳揚福音，共同分享主餐，直等到他來，彼此激勵過敬虔生活，並彼此保護免受錯謬和罪惡的侵害。在這樣一個教會中，自我衰微，而救主顯大。是的，罪仍然在阻撓我們，並且持續存在——直到主再來。但在那之前，這樣的教會將對這個黑暗和敗壞的世界產生積極的影響。
譯校：無聲宏揚。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Why Pastors Need to Understand an Abstract Topic Like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