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文發表於 2013 年 2 月 12 日——譯註）我與十位牧師進行了一次電話會議，他們都是我神學「同道」（「tribe」），我們常常這樣稱呼彼此。會議中，我們輪流分享近況，我提到自己正在撰寫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所著《21 世紀教會成長學》（Center Church: Doing Balanced, Gospel-Centered Ministry in Your City，微讀書城亦有電子版）一書的書評，並請他們爲我代禱？話題隨即轉向凱勒的整體事工理念。一位弟兄稱《21 世紀教會成長學》是他除聖經之外讀過「最優秀的兩三本書之一」。另一位弟兄坦言，讀凱勒的著作時而令人拍手稱絕，時而又讓他恨不得「把書扔出窗外」。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我不知你所處的教會圈子如何，但這次電話會議上的熱議，恰似我多年來所聽到的關於凱勒的討論。許多教會領袖視他爲當代教會界的翹楚、一位幾乎具有「宣示權威」（ex cathedra）潛質的新教牧者。另一些人則皺眉不悅。需澄清的是，這種不滿更像是對隊友的焦慮，而非針對對手的敵意。但最容易引爆爭端、掀翻鍋蓋的，往往是與我們最親近之人的分歧。
《21 世紀教會成長學》堪稱凱勒的代表作，這本書系統地總結了這位卓越牧師的事工哲學。若你長期聆聽或閱讀凱勒的講道或著作，必已熟悉其中的核心主題。然而，這本書是我見過的最嚴謹、最全面呈現他思想的作品。從中可以看出，他謙卑地聆聽了對他的批評，也相應修正了部分觀點。例如，凱勒早年間曾用「轉變文化」（transforming culture）這一無意間容易誤解的說法來描述教會使命，但我在本書中看不到這樣的表達。此外，當我說本書「讀起來像初中二年級的科學課本」時，請理解這絕對是讚美之詞。全書結構清晰、層次分明、關鍵定義以粗體強調，雙欄排版的論證循序展開，並穿插著許多實用的摘要和圖表。
然而，爲什麼人們對凱勒的神學願景反應如此兩極分化？實話實說，在多次討論凱勒時，我總會忍不住哼起《音樂之聲》中那些古板修女們的歌詞：「如何解決提摩太·凱勒這樣的問題？」看來，我大概成了那位古板的修女。
人們不禁會想，爲理解凱勒再建構一條「凱勒式的第三條道路」，即一個居中而立、能調和批評者與擁護者之間張力的「平衡版凱勒」。畢竟，閱讀凱勒的作品，本身就是在學習亞里士多德的「中道」之術（在行爲和情感上避免極端，追求適度、平衡的「黃金中庸」——譯註）——這正是他的行事風格。
一如既往，《21 世紀教會成長學》全書分爲三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旨在幫助教會領袖在兩種極端之間找到穩固的立足點。
或許我們也該以同樣方式，爲「這位平衡者本人」尋求一種平衡的看法？
請容我開門見山：我認爲凱勒是上帝賜給福音派教會的一份寶貴禮物，我們應當爲此感謝上帝；他的見解中有許多值得批評者謙卑聆聽之處。與此同時，我也認爲，凱勒的某些強調存在失衡，而他的追隨者未必意識到這些盲點——他們應當謹慎加以避免。事實上，本文主要將聚焦後者，因爲剖析分歧（相信讀者能體會）總是需要格外小心，如同從報紙包裝中拆出古董瓷器那樣謹慎。
但我真正的擔心在於：我不希望批評者讀完本文後，只因自己的成見得到印證，就錯失這本書帶來的造就。事實上，他們或許才是最能從中受益的人。總之，我希望讀者們能視我爲一位「以愛心批評的朋友」，而非僅是一個「友善的批評者」；並願我的批評能在我原本所懷的尊重與敬意中被接納。
凱勒代表了「宣教導向」（missional）思想的最高境界——這種獨特的教會本質與事工觀，恰恰契合後基督教時代多元化的西方都市處境。對凱勒這樣的宣教導向型教會實踐者而言，當下的核心（de jour）議題是「處境化」與「善行」。這些討論無疑扎根於正確的神學：上帝是差遣的上帝，福音催生善行。然而，這些重點其實由處境所驅動。當宣教士面對我們這群被商業文化包裹、對宗教充滿戒心的都市鄰舍時，任何提及耶穌之名，往往換來譏誚與政治化的敵意，如同野獸在保衛領地一般。於是，別再像祖輩那樣挨家挨戶敲門了，也別像父輩那樣邀請人參加樸素的禮拜。相反，穿上城市人的「本地衣裳」，進入他們的世界，行善施恩，以祝福贏得人心——畢竟，道成肉身的耶穌正是這樣做的。
從最理想的層面說，宣教導向的思想旨在幫助聖徒傳福音和愛鄰舍；在最糟的層面，它卻可能像那個渴望融入主流、帶著不安全感的「移民孩子」。而凱勒，則代表了它的最佳樣式。不過，不論何種形態，宣教導向的神學都假定：教會的最大挑戰在於「如何與世界建立關係，以便觸及世界」。書中雖然未明言，但我認爲，這正是《21 世紀教會成長學》試圖解決的核心問題——我們要如何觸及世界？這正流露出凱勒身上那位復興主義者的影子（他似乎也欣然接受這一標籤）。我稍後會指出，他對這個問題的諸多回答確實頗具洞見。
然而，若容我代表九標誌的立場發言——倘若真有這樣一個立場存在——我必須堅持認爲：「如何觸及世界？」並非教會首先該問的問題。當今神的子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正是神的子民自伊甸園、曠野、以色列地、被擄之地、早期教會以至過去兩千年來所共同面對的：我們如何忠於我們的救主與祂的話語？
這就引出了我認爲《21 世紀教會成長學》中需要謹慎對待的兩個領域中的第一個。凱勒或許未曾察覺，本書實質上鼓勵牧者從「實用主義的董事會角度」出發來建造教會。
在開篇幾頁，凱勒就邀請我們探討：該如何評估一間教會的事工？那些「如何做」的教會論書籍主張以「成功」作爲教會的衡量標準；而哪些合乎聖經的教會論書籍則強調「忠心」。凱勒卻提出第三條路：以「結果子」爲衡量標準，來評估並建立事工。
他以一位牧師的經歷爲例說明：這位牧師從郊區教會轉赴都市，卻發現舊有方法完全失效。若他是「成功導向」的人，就會去讀「如何增長」的書；若他只看重「忠心」，便可能斷定「這些城市人就是頑梗不信」，自己已盡忠，無需改變。而凱勒認爲，這兩者都不對。牧師應當認識到自己蒙召去「結果子」，他能、也應當做得更多——他應當開始進行「處境化思考」。
但在談處境化之前，我們必須先問：凱勒的出發點——「教會應以結果子，而非忠心或成功爲標準」——是否正確？
我部分認同。正如凱勒在別處所說，有些牧師打著「忠心」的旗號，固守聖經與教義，卻不肯冒風險、付代價去結果子。凱勒指出，他們就像耶穌比喻中那位埋藏才幹（領受一千兩銀子）的人——沒有努力使所託增值。教會理應懷有結出果子的聖潔渴望（我甚至認爲，呼召與事奉的評估也應包括對果子的考量）。正如一位與會牧師事後寫信說：
我發現越來越多年輕同工工作不夠努力，教會事工乏力，卻因自認忠心而感到滿足。誠然，我是個有驅動力的人，總希望突破，但我深信每位牧者都應懷有結出豐碩果實的屬靈雄心。因此，凱勒關於「結果子」的論述深深打動了我。
如此理解無疑是正確的。若以善意解讀，這正是凱勒想表達的重點。牧者以「忠心」爲首要目標，不應因此壓制對果子的渴望。他的內心仍應充滿渴望。誠然，忠心牧者的禱告，應當如兔八哥的塔斯馬尼亞惡魔——那股吞噬沿途一切的烈焰旋風。
但問題在於，凱勒在這裡混淆了他的分類範疇，把「忠心」與「結果」放在了對立面。忠心衡量的是行爲；果子與成功衡量的是結果。換言之，凱勒所描繪的三重視野（成功、忠心、結果），其實應歸爲兩重：行爲與結果。而他並未清楚說明，「結果子」究竟如何不同於合乎聖經的「成功」——兩者幾乎沒有本質區別。這意味著，凱勒無論有意無意，都鼓勵教會領袖先看結果，再調整行動。這種傾向，似乎比九標誌更接近那位意大利作家所言的：「目的把手段正當化了。」
讓我們回到那位牧師從郊區來到城市的例子。這位牧師，認爲城市的居民心太硬或許是正確的，除了繼續傳道別無他法；又或者他懶惰愚昧，沒有履行聖經呼召他去做的事。
但若是後者，他的問題不是「沒結果」，而是「不忠心」。再一次，重點在於對神話語的忠心要求他正在付出的更多。正如那位把一千兩銀子埋在地裡的僕人。我認爲他的問題不是「沒賺到」錢，而是他「沒有忠心管理所託」。
一切愛的勞作都是如此。一位丈夫或許因自己愚鈍，不懂傾聽妻子或輔導者的話，而無法觸動妻子那顆苦毒的心；又或許她的心本就無法觸動。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丈夫應該不斷自省並向他人求證：「我是否竭盡所能地忠心了？」
這正是處理人心天然的寫照——人心終究無法靠人意觸及。既然結果（果效/成敗）本就超乎掌控，我們又怎能以結果爲衡量標準呢？
教會領袖亦然。無論是信徒還是未信者，他們的心都不在牧者所能掌控的範圍裡，因此最終的評估標準必須是：「我是否竭盡所能地忠心了？」若凱勒主張牧者應爲忠心做得更多——例如在處境化上努力——那就當如此論證。但他不應將「結果」置於「忠心」之上。
因此，我希望凱勒的批評者與擁護者——尤其是批評者——能從他那「（令人扼腕的）結果優先論」中汲取積極意義：不要盲目。不要假設所有教會、所有城市都是一樣；不要因爲一向如此就理所當然地認爲可以繼續如此。若你有多個孩子，你便知道每個孩子都有不同的愛的語言與激勵方式，必須相應調整關懷與教導方式。同樣，牧者也要思考：你所牧養的群體、你所在的社區，有何獨特之處？
但我同樣希望凱勒的批評者與擁護者——尤其是擁護者——不要從他那「（令人扼腕的）忠心降格論」中得出錯誤結論：以果效（或外在成功）來衡量事工的價值。事實並非如此。神並沒有說：「做得好，我忠心又多結果子的僕人，看你做了這麼多事！」祂只會問：「你是否忠心地用盡我所賜的資源？你是否盡力遵行我話語的一切吩咐？」
建造教會固然需要牧者兼顧「行動」與「結果」，但關鍵在於如何連接這兩者。實用主義說：「只要在不犯罪的範圍裡不擇手段地求成果，這樣你就知道自己幹得不錯。」但我認爲更好的出發點是：「因爲神吩咐我這樣做——無論是否看到結果。」當然，後續還有更多要說的，但我們必須從這點開始。
凱勒的書中當然沒有鼓勵牧者在忠心上有任何妥協。然而，我擔心的是，他所提出的成功評估標準，可能誘使人走向那樣的傾向——即使凱勒本人並無此意。
回到宣教神學的問題。關鍵在於：宣教/外展事工是否成爲你最高的追求，成爲統攝一切的「傘下議程」？還是說，忠心/順服才是主導性的追求與根本性框架？換言之，基督徒是否該把「使命與果效」視爲忠心的一部分（九標誌的立場），抑或認爲「忠心」只是完成「使命」的諸多手段之一（宣教使命派的立場）？凱勒與宣教運動，如同八十年代的「慕道友導向運動」（seeker-sensitive）或早期的復興運動，實質上傾向後者。他們當然肯定忠心的重要性，但你可能注意到了，這種「忠心」只是「諸多要素之一」，用來達成使命目標。慕道友世代說：「教會領袖還必須懂經營。」宣教世代則說：「基督徒還必須洞悉文化。」這些「諸多要素」，便成了打開增長炸藥箱的鑰匙。[1]
這引出了《21 世紀教會成長學》需謹慎解讀的第二個重要議題：凱勒如何處理「處境化」。凱勒正確地指出，合乎聖經的忠心事工要求牧者認識文化的混合性（羅 1–2），對文化保持適度彈性（林前 9），並意識到不同文化存在不同的神學壓力點（林前 1），這些壓力點可用於護教（第 9 章）。換言之，處境化本身有其聖經的依據。對此我並無異議。
問題在於，當處境化建立在實用主義的基礎上時，便會出問題。若以結果衡量事工的價值，甚至將其置於忠心之上時，處境化至少會陷入兩種危險。
首先，是過度強調處境化，把它當作成功的關鍵。凱勒試圖與那些主張「用某個核心概念經營教會」的作者劃清界限（第 16 頁），卻在論及處境化時陷入了同樣的邏輯：「處境化的技巧是當今有效事工的關鍵要素之一」（第 90 頁）。又如：「事工若對文化過度適應或適應不足，都會削弱其改變生命的能力」（第 24 頁）；「唯有這種（宣教導向型）教會，才可能在非基督教的西方社會中存活下來」（第 273 頁）。——想在事工中引爆威力無窮的炸藥箱嗎？那就去文化適應吧。砰！
問題在於，這樣的說法頂多是誇張，甚至並不真實。若牧師想引用本地藝術圈子的小刊物，我想我並不會反對；但他必須明白，這不會因此就「引爆果效」。事工有果效的關鍵，永遠是神的話語和聖靈的工作。我們播種、澆灌，但是否生長，全在於神。神或許使某個牧者的教會結出碩果，也可能沒有。那今天爲何處境化突然成了事工中最核心的因素，重要到超過自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以來的任何時期？這個問題從未得到真正思考。
那麼，處境化是否合乎聖經？是的。教會領袖確實應重視它，正如人拜訪他人時應講禮貌。但若有人聲稱「有禮貌」是建立友誼的關鍵，甚至能帶來「改變生命的力量」，我就會懷疑他是否顛倒了優先次序，看不清重點。
其次，當人給聖經中的處境化賦予超出其本意的分量時，便容易過度迎合文化——尤其在實用主義驅動下。我認爲，凱勒面臨的風險可能比他意識到的更爲嚴峻。
在整理聖經中關於處境化的經文後，凱勒提出了一套簡潔的處境化框架，其核心是區分「A 類教義」和「B 類教義」。他說：
進入一種文化時，我們應關注兩類信念。第一類是「A 類信念」，即人們因上帝的普遍恩典而持有、與聖經教導部分相符的信念。由於這些「A 類信念」，人們更易接受聖經的某些教導（稱爲「A 類教義」）。然而，也會存在「B 類信念」，使人認爲某些基督教教義荒謬或甚至公然冒犯（這些教義稱爲「B 類教義」）。在第一階段，關鍵是識別「A 類信念」——上帝藉普遍恩典賜予文化的智慧與真理見證。須知，「A 類信念」因文化而異，因此我們需細心傾聽。（第 123 頁）
凱勒認爲，教會可以從「A類教義」出發，進而帶出「B類教義」，藉此在肯定文化與對抗文化之間取得平衡：
學會區分文化的「A 類教義」與「B類教義」極爲重要，因爲辨明二者正是有效對抗的關鍵。當我們以「A 類教義」爲基礎論證「B 類教義」時，這種對抗才真正有力。（第 124 頁，強調爲原文所加）
凱勒打了個比方：「我們要讓『B 類教義』漂浮在『A 類教義』之上」（第 124 頁），並以《使徒行傳》17 章爲例——保羅先認同異教作家「上帝是萬物之源」的觀點（A 類教義），然後以此爲出發點，引導雅典人直面他們所反感的真理（第 124–125 頁）。
我再強調一次，凱勒的批評者與擁護者——尤其是批評者——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事實上，凱勒所依據的是良好溝通的通識法則：若想建立關係，就要從共同點開始。我認爲牧者若能尋找實踐這一原則的方法，無疑是明智之舉。無論面對非信徒或信徒，都可如此：「你渴望自由嗎？沉溺罪中是否讓你感到自由？沒有？我知道有一條真正的自由之路……」
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凱勒的「A到B」式方法確有其適用的時間和地方，尤其當它似乎是從《使徒行傳》第 17 章合理推論而來時。但恕我直言，這裡的關鍵在於你必須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甚至對此保持警惕。你正在把福音的闡釋置於某種文化視角之下，從而主動選擇了限制福音。你正將上帝話語的全備真理，浸入人類傳統與理性的一條支流之中。每當你試圖將福音嵌入文化視角，就等於向簡化版福音（reductionistic gospel）邁進一步，可能讓基督教教義與門徒訓練的其他層面變得遙不可及。不僅如此，當你開始權衡取捨（「A 是什麼？」「B 是什麼？」）時，某些「B」或許顯得過於極端。你會被誘惑以爲這些內容會「弄沉船隻」，於是最好避而不談。
換言之，牧者極易過度應用《使徒行傳》第 17 章的原則。在佈道中稍作停留講解「A」類教義（徒 17）是一回事，將這一章視爲整個事工的首要原則則是另一回事。
對此，社群主義的後現代主義者會回應說：「但我們無法避免從自身的文化視角看事物！」而宣教導向的基督徒則會反駁：「難道耶穌不是道成肉身進入特定文化的嗎？」
是的，是的，說得沒錯。但請思考幾點：首先，我們不應像後現代思維那樣，過度迷戀文化之間的差異。這種對差異的誇大，其實暗含著推翻上帝主權的意圖。不要被他們鐘愛的哲學家那些花哨的法語名字嚇到。我們都在亞當裡同有一個頭、一個父，所有關於文化差異的喧囂，都會悄然讓我們遺忘那深層的共性。
其次，道成肉身的榜樣確實激勵基督徒在彼此有需要時給予幫助（林後 8），並以他人的利益爲先（腓 2:1–11）。但是否有人能指出哪處經文將道成肉身與處境化聯繫起來？或將道成肉身與突出「A」類教義相連？有哪處經文將造物主與受造物的區分，比擬爲文化之間的隔閡？
我未曾見過這樣的經文。但無妨。我們都認同，基督藉著道成肉身俯就世人，以謙卑之愛臨到我們，我們也當在某種意義上以生命效法祂。然而必須謹記：耶穌取了肉身、親近世人，是爲要傳講那必然同時包含「A」與「B」兩類教義的福音真理。
福音本質上並非可以被簡單地劃分爲「A」與「B」。它永遠兼具二者。它既爲世界，也反對世界；無論你採用哪種聖經的福音表述，它永遠同時宣告自由與奴役、救贖與審判。某種意義上，耶穌拒絕順從我們的文化偏好與分類體系，而是直接以「A」與「B」的真理面對我們。
例如，試想一下「耶穌是主」這句福音表述，其中包含著一位手握權柄的主，我們當向祂悔改——這無論按何標準，都是「B」類教義。正因如此，保羅並不倚靠自然手段，比如常識性的溝通技巧。他深知悔改的能力源自上帝超自然的大能：「因爲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林後 10:4）。
第三，凱勒說的是對的——文化在不斷變化，我們應當對此保持警覺。但我認爲，他所稱的「後基督教」西方文化，實際上意味著一種愈加深重的屬靈盲目正在籠罩西方。若每個人都被困在某種文化視角之中，那麼我們的西方非信徒鄰舍，正日益被困在一種看不見屬神之事的視角裡。對他們而言，「B」類教義將愈加顯得非理性甚至危險。甚至可以說，「A」類教義正在日漸稀少。但若我把救生筏建立在「A」類教義之上，豈不意味著我必須不斷彎腰去迎合文化，將福音越陷越深地埋入當代那反對神的「視角」之中？
至少我傾向認爲，文化中屬靈盲目的加深，意味著所謂的「處境化」——特別是依賴於確認自然共通點的那種——在事工層面上將愈發難以「奏效」，遠不如屬靈盲目較淺的時代與地域。
凱勒或許會同意我剛才所說的一切，我也相信，明辨文化中「A」與「B」教義的差異，有時確能幫助向非信徒作護教，或有助於牧養本教會的成員。若對自身文化一無所知，你可能是個拙劣的牧者，正如若不瞭解妻子的心意，你可能也是個拙劣的丈夫。我們確實需要在事工之燉鍋中加一點凱勒式的處境化調味料。
然而，我始終心存警惕，或許比凱勒更爲謹慎，許多教會領袖容易將調味料與燉菜本身混淆。每當凱勒批評某些基要派教會過度張揚其「B」類教義時，我總覺得有更多教會過度迎合文化，成了非信徒樂於光顧、卻不覺得需要回轉的「安全港灣」。凱勒與九標誌都同樣警惕過度妥協或過度對抗的危險，但我們的「中心」可能不在同一位置——換言之，我們對來自不同方向威脅的敏感程度不同。
因此，我更傾向於勸勉牧者：不要做那個只想被接納的、不安的移民第二代（再次強調，我並不是說凱勒是這樣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基督徒群體，很容易對高雅文化或潮流文化趨炎附勢。但我們絕不可因「B」類真理在餐會或咖啡館引起不適就退縮。一個從不講罪與審判、幾乎不觸及文化偶像的事工，早已在不自覺中陷入了狹隘、簡化的福音，其程度遠超自身的認知。
此外，切勿將某些聖經「觀點」或「教義」視爲越界之地。誠然，有些內容似乎會「弄沉船隻」，但正因如此，你必須倚靠上帝，而非文化策略，來使人心轉變。
因此，在我看來，教會領袖在今日以及歷世歷代最需要學習的，就是對上帝話語的忠心。
是時候轉換頻道了。我是否在說你不該讀這本書？不，恰恰相反——你應當讀讀它。《21 世紀教會成長學》在很多方面都極具洞見。
我的建議是：可以跳過引言（關於「豐碩果實」的討論），或許連第十章（關於「A 到 B」的論述）也一並略去——在 1-30 章中這一章定位爲事工成功的關鍵。請專注閱讀第 1 至 30 章，因爲其中大部分內容確實極爲出色。尤其那些自認爲「更忠心」的人更應讀這本書——我們都能從中學習如何在個人與文化層面更加盡責。
第一部分：福音
如前所述，《21 世紀教會成長學》的三個部分各自提供了一種介於兩種失衡狀態之間的「第三條道路」。福音部分所強調的，是一種介於宗教與非宗教、律法主義與相對主義之間的生命轉化之恩。要達到這一點：
我本可以列出許多有益的要點。這一部分蘊含的豐富內容，理應成爲當代福音派的基本話語資源。
第二部分：城市
第二部分「城市」探討處境化議題。儘管我不完全認同凱勒在「順應」與「對抗」之間所尋求的平衡，但他強調教會領袖必須懂得兼顧兩者，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
緊鄰著這一概念（即不是直接融入世界），凱勒提出了對教會與世界關係的多元學派綜合闡述，從「兩國論」、新重洗派、變革論到相關論。他在第 231 頁的圖表中將這些思想整合呈現，並幫助讀者比較各學派的優劣。想像一個座標圖：x 軸代表文化參與的廣度，y 軸代表普遍恩典的範圍。關鍵在於，沿著這兩條軸線的任何一端都可能偏離——要麼對普遍恩典的空間留得太多或太少，要麼過度對抗或迎合文化。
凱勒的結論是正確的：我們應當追求兩條軸線的中心點，同時承認不同時期與個人信念會使人落在不同的位置上。有的領袖更擅長扮演包容的「好警察」，有的則更擅長扮演對抗的「壞警察」。
不過，我比凱勒更確信，當代美國福音派整體上需要更多一些「鋼鐵般的剛毅」——多一點基要派的堅定。作爲一個群體，我們過於倚重福音包容性元素的轉化力量：「讓我向你展示我與你何其相似，好讓你信任我並歸信。我們的教會是你安全的地方。」但我們往往忽視福音排他性要素同樣具備轉化力量：「我們的教會是獨特之地，散發著不同的馨香，我們彼此相愛指向我們的彌賽亞。但若不悔改，你便無法真正參與其中——因爲這份你渴望的愛，正是由悔改而生。」
凱勒顯然也意識到兩者的必要性，正如他在論及「關係的完整性」時指出：基督徒既要像鄰舍，又要與鄰舍不同（282–283 頁）。他也明白教會與世界之間必須有清晰界線，因此呼籲施行教會紀律並設立聖餐圍欄。然而，全書總體——尤其是第二部分——仍明顯偏重於福音的包容性要素。畢竟，宣教視角更強調「進入」文化的道成肉身，而非「從他們中出來，與他們分別」（林後 6:17）。這並非批評——畢竟單本書不可能包羅萬象——但它提醒讀者，應以強調「築牆」而非僅「拆牆」的觀點來平衡凱勒的論述。二者皆有其時其位，正如凱勒自己也明白的那樣。
第三部分：運動
接下來，我要冒著「自相矛盾」的風險指出：凱勒的第三部分「運動」，試圖在「有機體的教會」與「組織化的教會」之間尋求平衡，這讓我反思——或許九標誌在強調教會排他性時略顯偏重。如果我是凱勒、讀了九標誌的著作，我可能會說：「沒錯，九標誌事工極有助益地強調了制度性的要素，如教會成員制與教會紀律，但你也應補充一些關於有機生命與運動性的書籍」——例如本書的第三部分。
本部分最有價值之處在於它的實踐指導：如何與鄰舍互動，如何通過憐憫與公義使人連結於城市，如何通過信仰與工作的整合使人連結於文化。我對其中部分觀點持保留意見，例如他主張在「崇拜中需運用高超藝術」；凱勒也更強調植堂，而非復興舊教會——後者正是九標誌極爲看重的方向。但總體而言，凱勒在此部分描繪的願景極具感染力——一個立足社區、彼此關聯的教會圖景。他稱之爲「福音生態系統」，旨在「避免重塑基督教社會的雙重錯誤，也避免退縮到屬靈領域遠離社會」（379 頁）。
這或許正是凱勒最擅長的領域。人的長處常與短處並存。凱勒以「順應」與「普遍恩典」爲基礎的「A 到 B」處境化方案，雖然可能誘使部分牧者走向過度順應，卻也使他成爲卓越的「公共神學家」，極具裝備信徒面對文化挑戰的能力——無論在職場、政府或藝術領域。我個人也從凱勒的著作，如《慷慨的正義》和《婚姻的意義》中獲益良多，甚至發起過共讀；我同樣期待他關於「工作神學」的後續著作。
歸根結底，凱勒等宣教傾向的作者爲地方教會描繪了一幅美麗的圖景——地方教會是上帝救恩的預表。然而，宣教敘事往往淡化了一個事實：環繞地方教會的「護城河」不僅象徵救恩，也象徵審判。地方教會本身的存在，既具吸引力，又具排他性，恰如上帝救恩和審判的雙重記號。
儘管書中存在這些張力與失衡，《21 世紀教會成長學》在許多方面仍堪稱傑作。凱勒提出的具體、睿智且促進福音傳揚的建議，無疑會造就眾多讀者。我確實花了較多篇幅提出批評，但部分原因是——正如其他評論者也指出的——書中的優點對任何讀者而言都顯而易見。諷刺的是，我反而認爲，這本書對那些能夠看見其侷限性的人，最爲有益。
* * * * *
[1] 約翰·派博在他最新版的《弟兄們，我們不是專業人士》（Brothers, We Are Not Professionals）一書中反思了牧職「專業化」自初版以來的轉變：「年輕牧師們談論的不再是治療式或管理式專業化，而更多聚焦於溝通或處境化。雖然很少使用『專業化』一詞，但許多牧師感受到一種無形壓力：要像專業媒體人一樣出色，尤其像那些酷勁十足的反英雄或精妙的喜劇演員。這不是西裝革履、權力辦公室式的顯性專業化，而是破洞牛仔褲與精英圈層的隱性專業化。這種專業素養不是通過攻讀 MBA 學得的，而是要熟悉不斷變化的娛樂與媒體世界。它是一種關於氛圍、語調、語體、時機與談吐的專業化——更依賴直覺而非訓練，更注重風格而非技巧，更強調感受而非力度。」部分批評也許適用於凱勒，至少適用於他的學生。他鼓勵學生「以文化商數（CQ）爲特質」，這是他對智商（IQ）與情商（EQ）的延伸概念，從某種意義上確有益處。但問題在於，他們往往將焦點放在氛圍、語調、語體、時機與風格上，彷彿這些外在要素就能帶來真正的改變。
譯：DeepL/STH；校：JFX。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Book Review: Center Church: Doing Balanced, Gospel-Centered Ministry in Your City, by Tim Kel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