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中都有基督徒悲觀地認爲，他們這一代人比先前任何一代人都差，而且已經觸底了。在經歷了 2020 年這樣的一年後，似乎尤其如此。雖然我們不確定我們這一代人比歷代前人實際上是更好還是更壞，但我們這一代人確實面臨著信仰先輩們從未遇到過的在知識上的挑戰。我們航行的水域之兇險，乃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涉及到：種族、基督教國家主義、政治、克隆人、婚姻的新定義、變性、社交媒體的出現、我們口袋裡的電腦比美國宇航局用來讓第一個人登月的電腦還強大、與激進的伊斯蘭教並列的宗教相對主義，不斷縮小的社會和經濟全球社區、日益後基督教化的西方世界、「新無神論者」的興起等。這些威脅以前幾乎都不存在。所以，我們需要在神學和知識上謹慎帶領教會的人。
在過去的世代，這樣的領導主要由教會的主教和牧師擔當。但自從啓蒙運動以來，牧師群體越來越多地退出這一領域。大學教授已經取代了牧師，被當成是教會的神學領袖。我們被告知，牧師的責任是關懷人、講道、探訪病人，和提供屬靈輔導。另一方面，教授們要從這些瑣事中抽身，這樣他們就有時間和空閒來深入思考，並就當今緊迫的知識問題發表深刻的見解。
當然，這種分工的主要問題在於，無論牧師多麼肯定自己已將這一責任委託給了學術界，都不能忘記一個事實——聖經其實是把牧師確立爲教會的神學領袖（例如：徒20:28-31；提前1:3，6:3；提後1:13，4:3；多1:9，2:2、8；來13:7）。公交車司機可能希望將他的工作委託給坐在第二排的人，但駕駛公交車的職責和責任始終由他承擔。[1]
在移民、伊斯蘭國（ISIS）、跨性別主義、同性婚姻、批判性種族理論、社交媒體的可能性和危險、克隆人，以及全球變暖這些議題上，神的子民以神學和基督教的方式思考問題的能力，並非來自大學教授所說的話，而是來自他們的牧師所說（或不說）的話。這並非要貶低大學和學院的學者所做的重要工作。但在神學上領導教會的擔子（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不可避免的倫理影響）是直接落在教會牧師肩頭上的。
神學作爲一門學科，其主要功能是回答教會需要回答的問題。由於牧師們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這一責任，我們有太多的教會在神學上是貧乏的，因此裝備不良，無法面對我們所處的這個充滿挑戰的新世界。由於後啓蒙時代的神學家們現在幾乎完全置身學術場所，即便是最高水平的基督教神學反思，在教會意義上往往也是貧乏的，時常與教會現場的真正關切脫節。
我們會對有趣的想法發表深刻的見解，但我們已經忘記了爲什麼這些想法最終是重要的。有句話說得好：「一個沒有神學的教會是貧窮和瞎眼的，但一種沒有教會的神學會淪爲奇思怪想。」[2]
基督教神學反思應當在教會共同體中蓬勃發展，正是因爲神學要服務的對象是教會共同體。「聖經的家就是教會，不是學術界。教會是聖經被養育並認可爲正典的地方；反過來，聖經也要養育教會，並作爲她的正典指南發揮作用。」[3]
教會的牧師要身處這樣的共同體中，並爲了這共同體而進行合乎聖經的思考，這是他們所肩負的任務。神的子民永遠不會高過她的牧師的神學帶領，無論我們的教授在學術界有多麼精明的神學頭腦。
在每個時代，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教會都需要不僅翻譯神學，而且建構神學的牧師。教會還需要研究神學，而不只是消費神學的牧師。我們甚至需要爲其他有教會頭腦的神學家和學者寫神學（我們稱之爲「教會神學」，有別於學術神學）的牧師。教會需要在最高知識水平從事研究的牧師，他們能夠深入挖掘教會的神學遺產和傳統，能夠建構神學綜合體系來回答當今最緊迫的知識問題。
我們希望，我們自己的教會輔助機構事工——「牧師-神學家中心」（CPT），能以我們自己的方式爲這項事業提供些微的幫助。「牧師-神學家中心」是一個泛福音派組織，致力於招募、建立網絡並爲牧師—神學家提供資源，使他們根據晚期現代世界的文化挑戰和機遇，在知識和神學上忠心地領導教會、。我們相信牧師是教會的神學領袖，牧師群體必須再次自覺地承擔起有關教會知識和神學領導的重任。
然而，不要把「牧師—神學家中心」放在心上。比起任何像我們或九標誌（九標誌告訴我們要把他們包括進來）這樣的組織，教會更需要能從事牧師—神學家先輩們所做的那種工作的牧師——如愛任紐、亞他那修、安波羅修、奧古斯丁、卡帕多西亞三教父、加爾文、衛斯理和愛德華滋。
當然，不是每個牧師都是加爾文，也不是每個牧師都蒙召爲其他學者撰寫神學學術論文。就像不是每個學術界的教授都是多產的作家和學者一樣，有些牧師將主要在地方教會中發揮他們的神學領導力。這很好。但現在就是時候了，新興的一代教會領袖要努力進入一個新的未來（這實際上只是回歸我們的過去），在那裡，牧師群體再次將自己整體視爲一個神學家的群體。
會眾是我們各自的研究項目生長的合適土壤。我們會眾的恐懼、擔憂、懷疑、喜樂和痛苦不可避免地成爲我們自己的，這塑造了我們提出的問題、我們閱讀聖經的方式，以及我們如何訪問教會豐富的文字傳統。因此，「與其說教會是基督教神學的搖籃，倒不如說教會是基督教神學的熔爐——是共同體對信仰的認識得到實踐、檢驗和修正的地方。」[4] 我們所寫的書籍和文章，雖然並不總是直接寫給一般信徒的，但始終都關注一般信徒。
我們發現，沒有什麼比看到我們的神學反思成果逐漸進入我們所愛和服事之人的生活，更令人滿足的了——堅固他們的信仰，使他們發酸的腿挺起來，鼓勵他們愛神愛人，並激發盼望。
我們不會迴避，在地方教會中作神學家並不適合膽小的人。十多年來，我們爲此披荊斬棘，一路上並不都是彩虹和鮮花。地方教會往往缺乏對神學家的任務至關重要的機構性設施。獲取學術資源就是一個挑戰。關係上脫離志趣相投的學者群體，會讓人感到孤立。有些會眾也會對牧師花時間閱讀他們不理解或不感興趣的東西持懷疑態度。但突破和超越這些障礙，對於教會的生存和繁榮是必要的。
除此之外，爲其他牧師和神學家實際撰寫神學的任務，使這一挑戰變得更加艱難。在一間地方教會中成爲多產的神學家是有可能的，即使這很困難；但這看起來跟在學術界成爲神學家不一樣（關於那個我們已經寫過很多）。然而對於有這等呼召和恩賜的牧師—神學家來說，我們想不出比這更充實的職業。
長期以來，那些具有知識和神學能力的人，都不認爲作牧師是神學家的一個可行的職業歸宿；這種錯誤的選擇使教會變得貧乏。不是每個神學家都蒙召牧會，但每個牧師都確實蒙召成爲神學家——無論是對自己的會眾，還是對更廣泛的教會群體。如果你肩負帶領教會的重擔，那麼請拒絕現代性的錯誤分工，並採取牧師-神學家的歷史眼界。
作者說明：本文的早期版本最初發布在聖安德魯斯大學的神學博客上。
* * * * *
[1] 在這方面，我們感謝像卡森（D. A. Carson）、威爾斯（David Wells）和範浩沙 (Kevin J. Vanhoozer)這樣對教會敏感的學術神學家，他們承認教會的長老、監督、牧師和主教在「確保教會福音見證的完整性」方面具有神學優先地位。Kevin Vanhoozer, Drama of Doctrine: A Canonical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hristian Theology (Louisville, Kent.: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5), 447.關於範浩沙觀點的更多信息，見Drama, 445-57，以及他與歐文·斯特拉坎（Owen Strachan）合著的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 Reclaiming a Lost Vision (Grand Rapids, Mich: Baker Publishing, 2015)。
[2] Joseph Ratzinger, The Nature and Mission of Theology: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It’s Role in Light of the Present Controversy (San Francisco, Cal.: Ignatius Press, 1993), 48.
[3] Hans Boersma, Heavenly Participation: The Weaving of a Sacramental Tapestry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2011), 138.
[4] Vanhoozer, Drama, 25.
譯/校：無聲宏揚。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Pastors Should Be Theologi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