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教會歷史中，人們對牧師最常見的一個假設就是他們是好讀書的人——讀書是教牧事工的核心。如果你走進牧師的辦公室——他自己甚至可能稱之爲「書房」——裡面幾乎肯定堆滿了書（提後 4:13）。
但事實並非總是如此。站在 2023 年的高處，我們很容易忘記印刷機的發明對教會歷史的重要意義。在印刷機發明之前，書籍是稀有之物，通常只有富人或修道院才擁有。在 1450 年之前，普通的歐洲人幾乎不會擁有超過一本書。
英國早期新教徒約翰·福克斯（John Foxe，1516-1587 年）向他《殉道史》（Acts and Monuments）一書的讀者描述了印刷機的發明，並告訴他們：「羅馬那個大敵基督絕不可能被壓制，即使被壓制了，也不可能壓制得住，除非這個最優秀的發明——印刷機能夠傳承下去。」[1]
上帝當然不需要印刷機來改革祂的教會。但祂肯定樂於使用印刷機。福克斯想像不出別的方式，這說明書籍對於宗教改革是多麼重要。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的新教前輩都讀些什麼書？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有 234 份十七世紀荷蘭牧師圖書館的目錄。這些目錄是在牧師去世後編制的，這樣他們的藏書就可以作爲遺產拍賣。其中列出了 30 多萬本書。
我們可以從這些目錄中汲取許多經驗教訓。我重點談三點。
如果你認爲宗教改革後的幾代荷蘭改革宗牧師都把重點放在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和路德的《論意志的捆綁》（ Bondage of the Will）等書上，那你就錯了。在十六和十七世紀，改革宗教會是荷蘭唯一公開認可的教會，因此改革宗神學家中最富盛名的約翰·加爾文同時也是荷蘭牧師圖書館中最受推崇的作家也就不足爲奇了。荷蘭牧師們大量閱讀他們的神學同胞——加爾文、馬丁·路德、西奧多·伯撒（ Theodore Beza）和威廉·珀金斯（William Perkins）的著作。
但也有許多來自神學對立面作家的書，數量幾乎相等。荷蘭牧師們閱讀那些與他們有激烈分歧之人的著作——哪怕是分歧是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托馬斯·卡耶坦（Thomas Cajetan）因捍衛羅馬天主教反對馬丁·路德而出名，他的書比烏爾里希·茨溫利（Ulrich Zwingli）更爲人們廣泛閱讀。十六和十七世紀最有名的羅馬天主教神學家羅伯特·貝拉明（Robert Bellarmine）也是最受歡迎的一位作家。甚至一些異端的書也端坐於書架之上。否認「三位一體」和其他一些重要教義的波蘭神學家福斯托·索西尼（Fausto Socini）與幾位堅定的改革宗牧師一樣受歡迎。
他們爲什麼要讀這些作者的書？因爲這些牧師深信，這將使他們的神學理念和牧會的直覺更加敏銳。就像今天的基督徒一樣，荷蘭基督徒面對著大量在正統性上有問題的書。他們很容易找到否認正確教義的作者。他們的牧師認爲，幫助他們的信徒理解這些作者的錯誤之處是他們的神聖使命。
這些牧師認識到，他們必須教導他們所看顧的人不只是相信一套獨立的神學信仰，而要接受一套包羅萬象的基督教世界觀。他們知道，他們的會眾會想知道爲什麼家人會生病或死亡，他們應該如何理解當前的政治或社會形勢，上帝對金錢和財務是怎麼說的，以及上帝與受造界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換句話說，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提出的問題與我們現在提出的問題一樣。
爲了更好地照顧會眾，牧師通常會閱讀各種非神學主題的書籍：科學、醫學、經濟、政治，甚至報紙。有記錄的藏書平均約有一千冊。其中有三百多本是關於非神學主題的。
他們調查影響會眾生活的話題，並從基督教的世界觀出發做出回應。這些優秀的荷蘭牧師會從銀行家、農場工人、水手、律師、工廠工人、母親或父親的身份出發，說明應該如何忠心地生活。讀書被視爲一種服事，通過它牧師嘗試將聖經應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式的教會敬拜和牧師探訪只佔基督徒一週時間的一小部分，但如果有一本敬虔的書，忠心的基督徒就可以花許多時間沉思屬天之事。一個寧靜的夜晚，只需一支蠟燭，便可沉思福音真理。因此，牧師們送書給人。他們把書送給其他牧師。
將一本好書交到朋友手中是一份最貼心的禮物，荷蘭牧師們一直這樣做。我們怎麼知道？荷蘭牧師們的圖書館在不斷變化，他們把書藉出去，從其他牧師那裡收到書，再把書送人。一位牧師買了 36 本書同樣的書，這樣當他與他所在地區的牧師們會面時，他們就可以討論這本書。想像一下這個過程：教會成員得到一本以福音爲中心的書，然後他們就去讀作者寫的所有書，過了一段時間，他們開始讀作者給出積極評價之人所寫的書。十年或二十年後，一本書所帶來的屬靈成長絕不會被高估。就像聆聽忠心的講道一樣，一本書所傳達的信息可以深入信徒的內心，結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果實。
千百年來，忠心的牧師們已經認識到，閱讀是他們教牧工作的核心。他們遵循所羅門的建議：「你當買真理，就是智慧、訓誨和聰明也都不可賣。」（箴 23:23）十七世紀的荷蘭牧師們在獲取必要的知識時閱讀爲他們添柴加火，使他們能夠在得時和不得時都傳講聖道，守護託付給他們的真理之道，並以正確的教義鼓勵他人。
編者注：本文改編自作者的著作 The Devotion of Collecting: Dutch Ministers and the Culture of Prin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2023)，經授權出版。
* * * * *
[1] John Foxe, The Acts and Monuments of John Foxe, vol. 3 (London: Published by R.B. Seeley and W. Burnside, 1868), p. 719.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Three Lessons from 234 Pastors' Libraries.
